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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日志

 
 
 
 

学者还是知识分子?——以钱锺书为例  

2016-08-22 12:1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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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星光在空照。

这不是本身已经熄灭、而它的光还在运行的那种星。这是本身还辉煌灿烂、可是它的光辉已经谁也看不见、谁也不需要的那种星。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如果你待在一条正在沉没的船上,那你的思想必定会围着沉船打转。可是这样一来,不仅我们的主题范围受到了限制,我们对待文学的态度,也染上了政治忠诚的色彩。

——乔治·奥威尔

钱锺书是知识分子吗?——当然指那种狭义的知识分子。

在有些论者看来,这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他当然是知识分子。所以,有人批评钱锺书在特定年代未能承担知识分子的抗争责任,反驳者多从所谓“消极自由”角度进行辩护,或通过横向类比,说明钱锺书已经足够难能可贵,不应对他求全责备。管见所及,除个别例外,对立双方并不认为需要先行核验钱锺书的知识分子身份。

依照广义的阶层划分,说钱锺书是知识分子当然可以,正如我们不妨将数百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都说成知识分子——在该分类里,任何学者、教授、作家都已自动归类为不同于“工农兵”的知识分子,但这种囫囵划分,只对相关机构核定工资级别才有价值,无助于我们揭橥知识分子的本质,故本文中提及的知识分子,均不涉此义。

训练有素的评论者,读者应能从其论述中看出对概念的约束。他对某概念另有心得,定会通过文末注解或文内说明的方式,解释自己是在何种意义和范围内使用该概念的。论者对概念越有把握,越不想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只有对概念缺乏把握力的学者,才会示人以莫测高深样,以便把不甚了了的内容,伪装成一只言近旨远的闷葫芦。心理学家古斯塔夫·荣格写《心理类型学》时,曾专辟一章“定义”,以接近一百页的篇幅,“阐释”若干常用概念在书中的专属“意义”,如“感情”“理智”“自我”,免滋误会。他说:

 

我仅仅打算用这些阐释和定义来建立我本人在运用概念时所领悟的意义,我决不想宣称我的概念运用和解释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可能的,甚或是绝对正确的。

 

荣格的做法,形式上较为极端,精神上合乎治学之道。以钱锺书的批评者为例,他们把大学者钱锺书作为知识分子加以拷问时,理应显出对何谓知识分子的理解,确信自己没有把知识分子的概念越界延伸,确认自己洞悉学者与知识分子的异同,没有将两者划为同类。如果决意将学者与知识分子等量齐观,则必须花费若干文字,对这种别致理解另作说明。因为,扩大概念的内涵,除了使讨论对象变得模糊不清,别无益处。

显然,学术大家不会自动等于知识分子,国学大师王国维就是一例,他在昆明湖的自沉曾被解读成对政治制度和文明样式的“殉道”(可以推断王对当年的时事政治有着满腹心事和若干批评),但他并没有用普通民众听得懂的语言写过涉及公平正义的文章,他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坦率地说让人难以把捉。陈寅恪曾将王国维的选择解释为一种“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意志,并揭示出深藏于老友内心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但那更像是一种知己间的友善猜测,我们从王国维的著述及简短遗言里,并不容易得到信服旁证,何况,陈寅恪又将民众和寻常读书人剔除在外,声明王的境界旁人无从分享。陈寅恪写道:“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想到那么多时髦学人竞相引用陈氏专施于老友的十字箴言,对他寓意明显的“庸鄙”警告茫然无觉,视“谬托知己”的古训于无物,不禁哑然。

王国维学术兴趣幽邃,学术语言古雅,他无法像梁启超、胡适那样,用通俗语言向普通民众传递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他内心是否存有对“公民”的认可,别人也无法确知。因此,无论后人多么敬重王国维,将他视为左拉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则属失察。

见到那么多论者以钱锺书未尽知识分子责任为由对他痛加批评,出于对他们学术品质的尊重,我必须假定他们是在一种严格的概念框架里使用“知识分子”的,我假定他们并不打算让读者以为,针对钱锺书的批评,不仅潜在地适用于王国维,也一体适用于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强调“假定”,是因为我并未在批评者笔下看到类似约束。我猜,这些批评者不会对我的假定持异议,人嘛,总喜欢接受对己有利的假定。但我更想说,他们不适合这项假定。在钱锺书的批评者那里,我总能在其见解的鞋底,觑见一块西瓜皮:只要上半身姿态妖娆,他们不在乎下半身滑到哪里。

我的看法是:钱锺书本来就不是那种以公共性为舞台的知识分子。钱早年是位富有特色的随笔家和小说家,后来是一位潜心探求文艺奥秘的深湛学者,他的著述野心在于智性见解,笔墨方向是谈艺论文,目标读者是精英同好。他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妙趣横生的机智和凌厉生猛的语言表达力,容易让人误会其雄心,以为他有兴趣对人间百态都发表见解。实情并非如此,成为胡适式的知识分子,既非钱锺书的夙愿,也与他崇尚智慧、“惟陈言之务去”的文字性情相冲突。如果守住以左拉、阿伦特、胡适等前贤确立的标准,我们就必须老实承认,钱锺书从未追求过知识分子的荣耀,就像莎士比亚、王国维、普鲁斯特也不曾追求过类似荣耀一样。我们不能因为钱锺书学术上惹眼的出众性,就将一种他从未追求过的身份强加于他,以便用该外在身份所内嵌的标准,批评他没有达标。这与拿画家标准来衡量音乐家,拿学者标准来质疑诗人,离谱程度没啥不同。

知识分子的伟大性不应被夸大到这等高度和广度,好像不把知识分子使命作为内在追求的学者和作家,都得接受道德拷问和人格安检。马塞尔·普鲁斯特只是安静地写着小说,长远来看,他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贡献,不在任何知识分子之下。以追求正义自命的知识分子,倘若连一位安静本分、学有专长的学人都不能容忍,偏要从道德层面说三道四,强聒不舍,这种正义也就值得警惕了。想到胡适早年遇到的那些同盟会兄长,他们天天开会,讨论革命事业,却非常珍视眼前这颗读书种子,力劝胡适不要“参加革命”,专心学问为上。早期革命家的认知境界,真不是吹的。说得远些,亚历山大大帝纵横欧亚,横绝四海,“固一世之雄也”,但只要发现什么新奇的动植物标本,就会派手下人送回雅典,供他的老师亚理士多德研究。书斋研磨与沙场扬鞭,各行其是,在辽阔的时空下缓辔并行,契合无间。虽属孤例个案,此心此志,仍令人怀想。

我曾以“三个公共”来界定知识分子,即面对公共大众、谈论公共话题、指向公共正义。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擅长面向公众的,当众演讲曾被视为最具风险的行为,身为总统者站上讲台,腿脚仍可能瑟瑟发抖——理查德·尼克松就承认过这一点,尽管他之前还是一位见惯大场面的出色律师。而胡适,如你所知,他如此擅长演说,原是长期训练、把自己铸造成材的结果;他平白质朴、富含理性的语言,同样来之不易。钱锺书呢?据听过他课的学生介绍,课堂上的钱锺书就像英国的格言机器奥斯卡·王尔德,咳金唾玉,睿语妙言召之即来,华彩纷披。在课堂之外,他似乎任何时候都有能力成为谈话的主角,令一众宾客如醉如痴。但听众通常只是被感染、被震撼了,他们折服于钱锺书的无双口才,却未必受到切实有益的教诲,因为钱锺书并未降尊纡贵,向听众宣示方便法门;他貌似面对众人的话语,实质是一种稍显任性的智慧独奏。李慎之回忆道:

 

胡乔木则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但是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其实,我也是一样,可是他还时不时说“你当然知道……  ”,愚陋如我,哪里懂得他说的是什么,只好傻笑作理解状。

 

胡、李二公非等闲之辈,他们只能“傻笑作理解状”,钱锺书是否适合面向公众发言,就可想而知了。要求钱锺书像胡适那样向中学生讲授成才之道,难度约和要求莫扎特去辅导一支中学生乐队相当。天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主动担任中学数学老师,但师生间巨大的智性落差,使得维特根斯坦的老师生涯非常失败:他留下了大量体罚学生的恶例,连女学生也不放过。当然,维特根斯坦的真实身份是哲学家,他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曾以一种超人口吻谈论自己的书:

 

如果我说,我的书原本是为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如果它称得上是圈子的话)写的,这倒不是说我认为这个圈子里的人就是人类的精英了,但是,它的确包含着我所侧目的一些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好或者更坏),而是因为他们构成了我的文化背景,就像从前我们国家里的同胞,相比之下,其他的人对我来说都是外来的。

 

钱锺书从未这么自称过,但他的著述多半也是写给他“所侧目的一些人”,与他人关系不大。他的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吐词风雅,说的就是这层意思。

再看公共话题,如果我们拒绝肯定那些瞎掺乎、轧闹猛、刷存在感的低质言论,则只有长期留意公共事务且对某些话题确有心得者,才有资格置喙。胡适曾任北大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按说对“教育”这个公共话题最有资格发言,他却以“我对教育是个外行”为由强自约束,强调“我写了很多文章,但从来没一篇是有关教育问题的”。胡适还曾被“打成马克思主义的头号敌人”,但他“从未写过一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理由多半与他不谙经济学有关。胡适提醒我们:参与公共讨论,不应取决于某话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必须以自己确有值得昭告的独到见解为前提。严格地说,世上没有什么话题会重要到需要外行踊跃介入、参与表态的程度——只有公民投票是个例外,但投票不是发表观点。

正义还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指向公共正义决非单纯依仗一种态度,它同样需要学习和艰苦训练,评论者尤需对法学有所钻研。我知道的伟大知识分子,包括左拉、奥威尔、阿伦特等,对法律都有相当研究,反倒是钱锺书对此涉猎不深。此外,对某类富于思辨的学者来说——如《正义论》的作者约翰·罗尔斯——向普通大众传播通俗版的公共正义,难度更大。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已然构成当代知识分子的宝贵养料之一,学者常会像援引康德那样道及罗尔斯,但他本人仍非一名左拉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理查德·波斯纳所言:“约翰·罗尔斯将哲学理念运用于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可是,他并不面向社会公众写作。”他的著述成果位居思想的上游,只有经过其他学者的研究、讨论和反刍,才能惠及普通民众。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开设的著名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就很好地充当了罗尔斯等人的中介功能。

必须指出一个扫兴的事实,即,我们只能有一说一地承认某些知识分子的伟大,却无法给予知识分子群体以职业化的尊敬,好像一入此门,即可位列道德首席,实情是,没门。知识分子职业所附带的招摇性,常能给人带来超出预期的声名,导致知识分子里的混混儿,较之其他行业反而更多。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里,剖析过美国知识界的一桩个案,他告诉我们,自己从繁忙的法官事务中拨冗撰写此书,正与该个案的强烈刺激有关——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面临弹劾时,大量知识分子以一种赶集的热情,勤于笔耕,在各类媒体上发表了海量评论。波斯纳发现,这些评论的唯一共性是“质量惊人地低下”,而这是有原因的。原因在于,美国司法是普通法系统,判决依据主要取决于既往判例,而非抽象地援引法律条文。由于“弹劾总统的事件百年不遇”,意味着可供援引的案例和相关学术资源极度稀缺,近乎没有。当此之时,真正有能力就此事说上几句者(身兼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的波斯纳本人想必在列),反而会搔破头皮,不知从何说起。换句话说,假如评论者持有胡适式的自律,对缺乏把握的话题保持缄默,得体的媒体场景就该是:媒体找不到愿对弹劾案发表评论的撰稿人。但是,兹事体大,放弃掺乎,等于拒绝一场曝光秀,这对大多数寻求知名度和存在感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残忍的割爱。于是,他们贸然介入了,致使“质量惊人地低下”的评论潮水般涨上岸来。波斯纳在深入了解公共知识分子世界后发现,这种情况绝非个案。当然不会是个案,钱锺书对此也不会大惊小怪,他早就在著作里提供了类似例证,并将这类行为概括为“噉名卖声”。

所谓“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地域概念,他们在超级大国里照样可能蔚为大观,而胡适无论置身何地,都能脱尽这类业余习性。

有志成为知识分子与被人定性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两回事。前者代表一种公民责任的履践,后者却可能意味着你不得不与大量庸常的评论者为伍。所以,有些堪称伟大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必须接受“公共知识分子”称号这一事实,会流露出沮丧。波斯纳本人就是如此,他发现,无论根据哪一种划分法,他都无法把自己排除在“公共知识分子”之外。对他,这是一个被迫接受的糟糕事实,他从未有过自豪之心。

有人认为,钱锺书在上世纪70年代选择典雅文言撰写《管锥编》,可能出于避祸,因为这种令人畏惧的语言达到洋洋百万余字的规模时(且不说还穿插着大量洋文),热衷检举的好事者或将知难而退。此论乍看说得通,据说,伽利略倘坚持使用拉丁语来传播哥白尼的“日心说”,罗马教廷本来也不想为难他,教皇甚至托人向伽利略转达此意。但伽利略公共责任心炽热,坚持用通俗语言向庶民传道,终遭迫害。不过钱锺书的情况还有不同,他上世纪40年代撰写《谈艺录》时,内容无涉时政,且当时并无显见的文祸需要躲避,他仍然采用了与《管锥编》相同风格的典雅文言。所以,我不敢断言写《管锥编》时的钱锺书毫无避祸心思,但更合理的推测是:这种语言原本就是他最为偏爱,最为擅长的。不管置身何地,只要从事学术著述,伟大的古汉语都会成为他的第一选择。何况,他并不稀罕销量。

钱锺书曾经证明,只要愿意,他有能力写出畅销书,小说《围城》风靡大江南北即是一例。他当初起意写小说,可能还有与妻子杨绛竞争的美丽用意,杨绛的多部剧作当年正在上海舞台上演出,名声远在钱锺书之上。但我们知道,钱锺书对《围城》评价不高,也谈不上珍惜,他最在乎的还是《管锥编》。包括余英时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提到一个事实:不管与晚年的钱锺书在书信里提到什么,他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告诉对方,大函所提问题在《管锥编》的某章某节已有涉及。

有人向胡适请教“讲演”和“教书”的诀窍,胡适答道:“讲演要深入浅出;教书要卑之无甚高论。”概括有力,惜乎钱锺书无心领教。这也见出知识分子与大学者的一大差异,知识分子写作除了以公平正义作为立论基石,还得顾虑受众的接受能力(顶多略略上浮),且必须把受众的感受挂念在心。大学者不然,他的写作直面真理真知,受众是否认可,非但不是学术声誉的前提,还宜视为身外之物。只要笔中有理,他们大可目中无人。学者著述可以成为美酒佳酿,历久而弥新;知识分子写作如同时令鲜蔬,一旦无人理会,只能与时俱灭。

“不要畏惧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天生的,有人的伟大是获得的,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这是莎士比亚《第十二夜》里的妙语,颇堪玩味。大学者钱锺书肯定具有“天生的伟大”,但该伟大隐匿过深,识者寥寥,有人遂另辟蹊径,舍珠求椟,将一种外在的伟大强加于他。意识到不对劲后,他们不是自行调整,而是顺带夺去他那“天生的伟大”。听上去像一种魔术,实则表现出识力的拙穷。

比如,说钱锺书只知引经据典,把文章堆砌成“七宝楼台”,就是批评者的现成指责,几乎每位钱锺书的批评者都会把这组四字滥调搬弄几回,好像此语一出,钱锺书即可盖棺论定。——附带一说,有个奇怪的事实,约有半数的钱锺书批评者,会把“管锥编”写成“管锥篇”。我没有见到一位批评者留意到这个事实:钱锺书对引经据典的鄙薄,远在他人之上。钱的楷模之一恰是“勇于师心”、声称“六经注我”的南宋哲学家陆九渊,在《管锥编》里,钱锺书曾讥讽道:

 

宋人作诗、文,贵“无字无来历”,品图画贵“凡所下笔者,无一笔无来处”;儒生说理,亦扇此风,斤斤于名义之出典。勇于师心如陆九渊,《象山全集》卷三五《语录》论修词曰:“文才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处”。

 

学者的求真是一种外表平静的素质,你无法通过一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模样来验证。钱锺书某天读《太平广记》,忽被两则笔记里接连提到的古铜镜一破为二的说法弄得起疑,遂拿起家里“旧藏古镜十数枚,一一掷诸地”,以核实是否可信。结果,这些镜子“了无损裂”。我不清楚这些古镜价值几何,钱锺书显然毫不在乎,对他来说,让“真实”接受校验,才是价值连城的。

学者不必非要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须臾不能失去学者品质。以知识分子身份质疑学者,是一种轻狂和僭越,而一旦失去了学者操守,知识分子的华衮,势将剥落成一件百衲衣。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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