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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日志

 
 
 
 

钱钟书、杨绛的“异量之美”  

2016-06-04 18:13: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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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5日,105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回家”了。——熟悉杨绛近作的读者知道,“回家”是她的专用语,特指那件人们喜欢用“种种词儿软化”的终极大事。韩愈诗曰:“浮生虽多途,趋死惟一轨。”但“一轨”中仍有万殊,属于杨绛的那一枝就是“回家”,回到天国的丈夫和女儿身旁。她风华绝代、钟书复钟情的丈夫曾郑重与家人相约:我们仨“只有死别,没有生离”。

闻知杨绛“回家”,我怅然之余,竟有些释然。读她译于90岁时的《斐多》、写于96岁时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我知道,她的身心已浸入古希腊贤哲苏格拉底的境界:预习死亡,与死神勾手化解;做该做的事,静候天神召唤。就她性喜清静,“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孤傲性格而论,人间事功既毕,与丈夫联袂进入文学先贤祠,的确是更好的安排:远离扰攘,任凭公断。

杨绛在文学和翻译领域有其自足、自傲的成就,朱光潜、朱自清和夏衍都激赏过她的著译作品,古希腊文学翻译大师罗念生迻译亚理士多德《诗学》时,从杨绛处得到指点,博雅的金克木极度推崇杨绛小说《洗澡》,将女主人公姚宓誉为“第一青衣”。但是,丈夫钱钟书的学术光芒过于耀眼,晚年杨绛又通过大量作品,向读者缕述了钱钟书的写作和生活点滴,还连带写出了“我们仨”:那个包括爱女钱瑗、对外高冷对内温馨的幸福小家庭。因此,人们悼念并评价杨绛时,很难不兼及钱钟书。

在杨绛因戏剧创作上的成功而比钱钟书享有更大名声的早年,杨绛即坚信丈夫拥有不世之才,激励丈夫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始终是她位居第一的人生使命。在寓居上海租界期间,当钱钟书表示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生于江南大户人家且自幼不惯做家务活的杨绛,当即心甘情愿地充当“灶下婢”。他们当时的生活极度困顿,杨绛却兴高采烈,将每天欣赏丈夫新写的500字内容、读完后与丈夫相视一笑,视为最高快乐。若非杨绛相助,以钱钟书素乏“敝帚自珍”的习惯,他未必会坚持把《围城》写完。

看起来,杨绛写作时,以不惊扰钱钟书为上,作品完成后才请丈夫过目。钱钟书写作时,倒需要妻子适度参与:“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围城》里)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诗歌是两人的同好,他们在共同背诗时发现:“我们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众所周知,两人出版的书,书名例由对方题签。该提议是钱钟书发起的,我手上那本购于1980年的杨绛袖珍文学评论集《春泥集》,版权页上虽未注明题签者,一望即是钱钟书的墨宝。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去世后的那十八年里,孑然一身的杨绛,全力以赴地“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该“责任”大多与钱钟书有关,包括编辑整理海量的钱钟书读书笔记,再交付出版社影印出版。单纯计点劳作,杨绛近乎天人。让人惊讶不已的是,103岁时,杨绛为自己的长篇小说《洗澡》写出了续篇。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学壮举,文学创作激情竟持续到百岁之后。所谓“激情”,通常都会逐年衰减,百岁后写点文学和时政小品,已属难得,从事小说创作,超群绝伦。尽管,小说本身未必优秀。

体弱多病的杨绛,偏喜用英雄自况,除了把自己比作堂吉诃德和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蒙难干校期间还假想自己是“在五台山禅院做和尚”的鲁智深。她像天神那样投入工作时,真实的写作及健康情况如下:

 

至于病,与老年相关的就有多种,经常的是失眠、高血压,右手腱鞘炎不能写字等等。不能写字可以用脑筋,可是血压高了,失眠加剧,头晕晕地,就不能用脑筋,也不敢用脑筋,怕中风,再加外来的干扰,都得对付,还得劳心。

 

……这篇短短的小文章,竟费了我整整两年半的时光。废稿写了一大叠,才写成了四万多字的《自问自答》。

 

参照钱钟书早年文章《说“回家”》,杨绛的“回家”,也许还有另一层含义,钱钟书写道:

 

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道家和禅宗,每逢思辨得到结论,心灵的追求达到目的,就把“回家”作为比喻,例如“归根复本”,“自家田地”,“穷子认家门”等等。

钱钟书、杨绛的文学成就和个性风采是那么耀眼和与众不同,依据“见贤思齐”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群体心理,他们注定会得到崇高的礼赞,以及相对苛酷的责难。重要文化人物(这里仅指钱钟书)的名望,存在一个缓冲期,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在缓冲期内,褒贬弹赞,皆是学术评论的应有之义。众议腾嚣、莫衷一是,较之众口一词、交口称赞,有时更能彰显一位学者的文化体量。

为说明钱、杨伉俪在舆论市场遭遇的水火不容的评价,我尝试拈出钱钟书非常心仪的一对概念:“异量之美”和“同体之善”。

言必有据、力避重复的钱钟书,提到“异量之美”不下七回,且无一标明出处,这不同寻常。“异量之美”似出自曹魏人物刘劭的《人物志》,钱钟书曾在别处提及该书。合理的推测是,他把“异量之美”内化为一种当然的标准了,以至标明出处都嫌多余,好比我们提到“实事求是”,不会多此一举地注明出自某清代考据家。我们易将自己熟悉的概念,假定为尽人皆知,钱钟书亦然。实际上,该概念知者不多,身体力行者更是寥寥。

刘劭《人物志》第七章“接识”云:“人初甚难知,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故以己观人,则以为可知也;观人之察人,则以为不识也。夫何哉?是故,能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作者随后提供了八项对比,略谓世人臧否人物,惯以自己推崇或凑巧擅长的领域为标准,无心也无力揄扬超出识力范围的成就人品,他们的长处与弱项互为相关,只能抬举“同体之善”,无能知赏“异量之美”。钱钟书对“同体之善”的概括是:“囿于我相,以一己之优工,为百家之衡准。”

识力限于“同体之善”,原是世人的认知常态,专家尤其如此。民间论坛盛行文科生、理科生的相斥互贬,原其初始,不过各以自己恰巧隶属的领域,贬低对方所属且自己所知不多的领域。“同体之善”与党同伐异不同,伐异者未必不了解对方,他加入战团只是出于派系利益;“同体之善”的奉行者则显出智性及经验上的匮乏,他们出此下策多属无能。鉴于每个人程度不等地存在盲点,故“同体之善”通常体现为一种虽然无益但也害处有限的认知局限。某精研业务的刽子手,见到生人就打量他的脖子,琢磨从何处下刀为宜。听来可怖,细想无害:受制于业务属性,他的“同体之善”只能龟缩一隅,将脖子利于斧钺者列为优等。或许,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中的两条神谕,即“认识你自己”和“凡事莫走极端”,不失为避免“同体之善”频繁发作的药石金言。

避免“同体之善”、努力“赏异量之美”,在知人论世和审美鉴赏领域,更有用处。断烂万卷、打通中西的钱钟书正是个中楷模,他告诉我们,在公认的大师巨子里,窘于“同体之善”者也时有所见。比如,他发现“能书而复知书”的苏轼“独尊颜真卿为‘集大成’之至圣”,马上质疑道:“岂非蔽于所见、偏袒笔法类己者,而不尽知赏异量之美乎?”苏轼本人书法风格与颜真卿近,距王羲之远,遂引发“同体之善”。再如黑格尔,当他陷入捍卫自家母语的“同体之善”,对一无所知的汉语大放厥词时,汉语、德语均有精深造诣的钱钟书毫不客气,据理痛斥;当黑格尔沉溺审美盲区,在《自然哲学》里写出“繁星丽天有若人肤患癣或群蝇嘬聚,何堪叹美”时,钱钟书无情地“为之骇笑”。

由于《管锥编》正文以驳斥黑格尔“鄙薄吾国语文”的“奥伏赫变”开篇,个别匆匆读过数页的批评者,佯装黑格尔的隔代知己,撰文痛斥钱钟书狂妄。依据他们体量袖珍的“同体之善”,他们无法蠡测钱钟书“异量之美”航母编队般的规模。钱钟书胸无芥蒂,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批评一位值得尊重的人,或从一本历来被人小觑的书中看出不凡之处,对他是一件顶顶自然的工作。钱钟书读到黑格尔告诫学生时说的一句话:“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大加赞赏,感叹“兹言堪笺‘文德’”。所谓“文德”,钱钟书的解释是:“穷理尽事,引绳披根,逢怒不恤,改过勿惮,庶可语于真理之勇、文章之德。”附带一说,在《管锥编》里,钱钟书甚至质疑马克思名言“宗教……不啻为人民的鸦片”的原创性,只对马克思用语的“明快”稍加肯定。对当年时代氛围略有所知者,不难管窥钱钟书的“真理之勇、文章之德”。

钱钟书一节文字,适足说明他很早就留意培养“异量之美”:

 

任何大作家的作品,决不能每一部都好,总有些优劣不齐。这当然是句老生常谈,但好像一切老生常谈无人把它挂在心上。我们为某一种作品写得好因而爱好它的作者,这是人之常情。不过,爱上了作者以后,我们每每对他起了偏袒,推爱及于他的全部作品,一股脑儿都认为圣经宝典,催眠得自己丧失了辨别力,甚且不许旁人有选择权。

 

传闻,钱钟书曾信手在纸上向人开列数十本淫秽小说书单。就钱氏“异量之美”的庞大吃水量而论,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他当年访美时,还对那本正人君子避之唯恐不及的《肉蒲团》不吝赞词,称其“自有严肃的一面,可以被看作性质严肃的小说”。“通人”“兼材”的路数总是相通的,温源宁曾撰文狂赞胡适,推崇“胡博士学识渊博,他对万事万物——从春药的配制到佛教的深奥佛理——全都有所了解”。钱钟书有句道尽内心款曲的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我曾以为该句化自陶渊明《移居》中“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一日偶读古典情色小说《品花宝鉴》,蓦然撞上一句话:“既然娱悦不在声色,其唯二三知己朝夕素心乎。”——如此清净淡远的学者隐衷,出处竟深锁春宫。这事儿,“同体之善”局促者或许横竖想不通,有人遂以钱钟书熟悉淫秽小说为由,撸臂揎拳,非难他的人品。以药房小秤来衡量大象,离谱程度也不过如此。

钱钟书始料未及的是,当他致力于完善“异量之美”,在打通“东海西海”“南学北学”的认知道路上勇猛精进、一骑绝尘时,他也转使自己成为一种令人惊悚的“异量”。由于人们极难从各自的“同体之善”里找到钱钟书的够格对应者,高明人士固然可以迅速将钱氏列入“异量”并加以品鉴,另一些心气高于才气、智力低于魄力的批评者就有些不幸,受制于“同体之善”的格局,只能茫昧出招,试图用一路荒腔走板的江湖野拳,击倒眼前这位他们无力辨识的智慧巨人。其中最常见、最煞有介事的批评套路是,钱钟书不断地被不同批评者列举的不同伟人所贬低,听上去好像篮球天王乔丹今天被认为打网球不如费德勒,明天被鄙夷踢足球不及梅西,我顺眼瞄到的人物就有:尼采、海德格尔、萨特、李慎之、王国维、杨宪益、顾准、陈寅恪、维特根斯坦(排名不分先后,也无法理出先后),等等等等,如费心收罗,凑出五十人名单也非难事。当然还包括批评者视为压舱石和核弹头的鲁迅,只要举出鲁迅,他们的文字总会出现笔墨充血、文词颠踬的症状,仿佛作者已然正义附体。对事理的细密严谨性缺乏追求,同时又对人格造型念念不忘(后者其实是一碗政治鸡汤),出现这种症状是必然的。上述诸人,不用说,正是批评者各自“同体之善”的投影,因阮囊羞涩,只能逮什么说什么,抓到篮里就是菜。

这是一份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自供状,他们的业余批评,也未尝不可视为钱钟书一种苦涩的荣耀:能让一群批评者乱拳抓瞎般列举出那么多互不相涉的人物,钱钟书恐是天下独家,这又正好违彼所愿地说明了钱氏学问的浩瀚莫测。钱钟书早年在《谈教训》里写的一段话,几可视为一种诸葛亮式的锦囊,预先替这拨业余剑客备下了:

 

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先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说到此地,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聊斋》里女鬼答复狐狸精的话:“你说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么?”

以我对钱、杨二位的阅读揣摸,我疑心这对高冷夫妇,对人性的评价并不积极。具体地说,他们对下层民众不失仁爱(有大量鲜活例子可证),对学界和文坛同仁,不仅深怀戒心,总体基调还以鄙夷为主。——我这么说并非在批评什么。

杨绛在《记钱钟书和〈围城〉》里写过一个趣事: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

 

你不可能“常爱引用”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话,强调“我们”,则宣示共识的存在。另外,人们挂在嘴上的“地狱”,十有八九指向人间,若无意喻指人类,无论“天堂”还是“地狱”,意义将失去大半。更好玩的是,我分明记得钱钟书对猫的“感谢”不予信任,在《管锥编》里,作者引用了“居舍草树,全家人物鸡犬一时飞去,……唯猫弃而未去”后,又作了如下发挥:“鼠‘恶’不许上天,其理固然,猫之独留,荒唐言中亦蕴博物识性之学。俗谚:‘猫认屋,狗认人’,正道此况。观察畜兽者尝谓猫恋地胜于恋人。”

按此理解,猫爪“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只是小猫见机行事,不见得有太多“谢”意。钱先生感动过度,怕是由于见多了“不知感激的人”。当然,杨绛若以此反问,钱先生也有一个现成的俏皮答复: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除非迫于无奈,比如作为代表团成员出访,在1949年以后,我们从未听说钱、杨与朋友在外吃喝酬唱。他们偶尔也外出吃饭,但成员限于“我们仨”,不涉外人。他们位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有四居室,当年实不算小,但陈设仅以“我们仨”够用为度,客厅里据说只有两张单人沙发。他们对访客能拒则拒,若实在无法拒绝,访客见此格局,大多也会知趣告退。某香港作者提到昔人王逢原一首“大署其门”的诗,认为也可说明钱钟书的态度和“烦恼”,诗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想到当年钱府的左邻右舍多为国内名头锃亮的达官硕儒,就更能揣知他们的排斥对象。

“我们仨”的小世界愈封闭愈牢固,对外界的拒斥也就愈彻底。包括李慎之在内的很多人都说过,钱钟书从不外出访友,“同学少年当了大官的”,他“只是到了别人弥留之际才去医院探望一下,以尽年轻时的交情”。假如钱、杨生性木讷,怯于交际,此事尚可理解,实情却正好相反,与杨绛有过交往的,无不推崇她亲切和蔼,乐于助人;有幸见识钱钟书者,也无不对他妙趣横生的谈吐风采交口称誉。余英时先生曾在美国家中设宴招待当年赴美代表团一行,与席者“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他回忆道:“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李慎之认为钱钟书是“一个十分随和而且极富于幽默感的人”。友人李大兴先生年轻时与钱钟书比邻,曾跟随他的学者父亲李新造访钱府,他对钱钟书谈吐风采的印象是“光芒万丈”。钱钟书提到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一项自评:“虽离群索居而善于应酬,”他和杨绛正是如此,社交之于钱、杨,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但在1949年前寓居上海租界期间,他们倒频频外出访客,晚饭后还经常去傅雷家“夜谈”,自家客厅一度每周向个别挚交(如宋淇)开放。钱钟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给宋淇的信里提到“弟已十几年不夜出”,破例只为去听亡友傅雷的公子傅聪的音乐会,可见定力之坚。某美国汉学家见识到钱钟书灵活运用多种语言的惊世口才,猜测钱钟书有“表演欲”。我不敢说他乱猜,但有表演欲者,又不可能大把放弃表演机会。大概,钱氏的“表演欲”本身也是一种“异量之美”,不可按常理度之。

钱、杨告别世界的方式,也显出某种弃绝和不信任人世的态度。在李慎之看来,钱钟书的葬礼“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仪式”,简单至极,“遗体一直盖着白布,上面洒着玫瑰花瓣,连头都蒙着,我还是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杨绛先生的最后告别,也是这种“不知道能不能叫做仪式”的仪式,即“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钱钟书的骨灰也没有保留,一任殡仪馆处置。这让我们想起《斐多》中的苏格拉底,当别人询问“我们该怎么样儿葬你呢?”苏格拉底说:“随你爱怎么样儿葬就怎么样儿葬。”

世之所谓高调低调,大多藏有一份利益算计,一般也不难模仿。钱、杨夫妇的处世方式,位于高调与低调之间,颇难猜详,而核心是充满“异量”,抗拒模仿。他们即使助人,也选择干脆痛快,助人后再三避谢,似乎主要不是出于礼节,而是怕烦。钱、杨屡次拒绝书籍再版,对外界说的是小书不值得再版,谦虚之态可掬,骨子里却另有高标,他们对写作持有一个共同标准:“宁恨毋悔!”钱钟书强硬拒绝有可能增加自己学术名望的所有活动,低调中同样嵌着一份高蹈——他八成瞧不起那帮“不三不四”的研究者。将多逾两千万的稿费(实际还不止)直接从出版社转至那个并不署自家名号的“好读书奖学金”基金池里,自己的家连简单装修都没有,同样是别人仿效不了的豪举,但我认定他们内心并未萌生豪情,他们只想在书桌边安安静静地多看会儿书罢了。——坦率地说,个别敏感的知识人,据此迁怒钱、杨的处世方式,是极可理解的,尽管不值得尊重。漠然于群己权界,对“关你何事”的他人私域大生闷气,究属好管闲事。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过:“除了呆瓜之外,没有人不为金钱写作。”钱、杨不是“呆瓜”,他们特具的“异量之美”,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智,耐心求索。或许还得补充一句,笔者只是从“异量之美”角度,尝试指出钱、杨夫妇独标高格的异质美,并无意强调他们(尤指钱钟书)的治学方式及成就高于他人。庸人总是相似的,大师各各不同,各以其“异量之美”嘉惠后人,我们实不必强分高下。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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