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日志

 
 
 
 

胡适如何成为胡适(中)  

2016-06-27 15:21: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是众所周知的孟子励志语,胡适好像是其另类执行者:孟子侧重外在打击和历练,胡适强调自我发展和塑造。我觉得,从十五岁起,胡适就大致设计出了未来的知识分子人生,随后他有条不紊,朝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行,悠然扎营,以“吾道一以贯之”、“‘今日之我’从不与‘昨日之我’挑战”的方式,成就了自己“民主男神”(唐德刚语)的形象。

胡适三岁丧父,童年飘零,但父亲胡铁花留给儿子的精神遗产,仍属丰厚。在父亲回忆录里,胡适读到北宋大儒张载(世称“横渠先生”)的名言:“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如醍醐灌顶,终身受用。——胡适一旦接受了什么,通常都是“一百年不动摇”的。

以张载奉祀孔庙的显赫身份,意外的是,这句令少年胡适一见倾心的治学心经,竟无人知晓,好像偌大中国唯有胡适一人对它啧啧称道。唐德刚自是饱学之士,又曾面聆胡适说出这句名言,却茫然不知所自,遍寻无着后,怀疑“或出宋儒其他语录”。王元化再接再厉,终于在张载《经学理窟·义理》中觅得出处(“观书者释己之疑,明至之未逮,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遂证“胡适所记不误”。两位学者的态度固然可敬,但他们的努力只是证明了胡适的“别具只眼”:胡适奉为座右铭的这句话,曾长期遭到其他学者的忽视。

忽视“不疑处有疑”的其他学者,对张载另一句靓语往往刻骨铭心,即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的那段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统知识分子——包括生活在当代、思维方式滞留往昔者——遇到这类华丽豪迈语,容易丧失分析力,输心折服,膝盖痒痒地显出“崇拜和倾倒的肌肉特别发达”(俾斯麦语)的模样。倒是胡适,本着“不疑处有疑”的精神,对它反感。据胡颂平记载:

 

(胡适)先生又说:“前几天,高平子的孙儿来,他引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空洞的话。我问他:‘怎么叫“为天地立心”?你解说给我听。’我对他说:‘你的祖父是学天文的,你不应该再引这些不可解的话。’”

 

一进一出,一拒一纳之间,适见出胡适的另类和“异量”。

一句兼具辉煌和不着边际特点的语录体格言,会给引用者增加道德筹码,降低乃至卸除其质疑责任,在偏爱瑰伟词藻者眼里,似乎谁放弃引用,谁就明摆着吃亏。当你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必担心有人质疑你表述的可靠性,谁都知道那是修辞性夸饰;叫君王“万岁”也比“百岁”“千岁”来得安全,尽管“百岁”已经够意思了,中国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长命百岁的君王。但“为天地立心”和“为万世开太平”不然,它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实质是强调知识分子使命,而使命与梦想不同,唯有具备可行性才有捍卫和履践价值。劈头盖脸就是“天地”、“万世”和“天下”,等于把使命嫁接成梦想,把语言魔化为喃喃作法的旌旗。钱锺书曾归纳“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如属“虚而非伪”,“为天地立心”即属“诚而不实”,我们不必质疑张载的坦诚,但他的号召未能踩实大地,无法内在地恢宏知识分子使命——整天以“为天地立心”来自我鞭策,不可避免地会滑向颠狂梦呓。所以,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老旧知识人热衷引用它,严守知识分子言论本分、心底默念着“拿证据来”的胡适则断然排斥。

经胡适铭记并向国人郑重推出的名言还有不少,据余英时考证,得到国人一致认同的原则“实事求是”,也是胡适率先推荐给国人的,在胡适介绍之前,这个伟大的汉字组合曾沉睡在汉语的海底,无人问津。助推了大陆改革开放的著名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胡适也有隐伏关联,胡适不止一次说过:“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华美的格言,由于好为人师者总是多于从善如流者,我们甚至生活在格言过盛的时代。因此,你将什么话牢记在心,多半意味着你是何等样人。胡适镂刻心版的那些简明原则和方法,多不曾藏匿在孤本僻典里,而是像“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那样,属于“吾与子所共适”。考察胡适“民主男神”的发韧史,国文教员杨千里当年在他“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也许算得上“第一推动”,那毕竟是1905年,中国尚在大清朝,胡适只有十五岁。胡适另两句终身信奉的格言,即“拿证据来”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前一句如唐德刚所说:“胡博士读《天演论》也有独到的心得。赫胥黎叫了一声‘拿证据来!’胡适一听,大有道理,因而也跟着大叫——自北大红楼一直叫到台北大礼堂,叫到死为止!”后一句话更是当年欧美知识界的集体认知,胡适又是从大众工具书《大英百科全书》里偶然翻到的,乍闻之下,如遭电击,从此念兹在兹,“叫到死为止!”

说到“拿证据来”,这本是人类的理性本能,初听并无卓颖之处。王安石曾坚信“鼠实无牙”,有人遂“捕一鼠”和他对质,柏拉图给人类下了“无羽毛之两足动物”的定义,有人就“拿着一只拔了毛的鸡向柏拉图去质问”,但胡适的倡议结合了现代科学方法,非比等闲,故一经“大叫”,在老大中国顿时产生巨大的方法示范回响。

胡适俨然拥有一种特殊的精神血缘,他的阐述和论证方式,易令西方学者感到可亲可信,他们会从胡适的文字里嗅出同道气息。我们提到过罗素对他的评价:“(胡适)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的教授没有分别。”据江勇振介绍,英国翻译家阿瑟·韦利眼里的“胡适虽然形体上是中国人的样子,他根本上等于就是西方人”。另一位美国学者认为“胡适写起英文来,行文立论根本就是美国人的思维”。——尽管,胡适也有着不凡的国学根基和兴味,胡适夫人江冬秀的日常消遣是打麻将(胡适偶尔也打两圈),胡适的日常消遣则是写点考据文字,那是他无法隐去的中国印记。

在长文《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里,余英时提到胡适和王国维的一次谈话,时为19231216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从访王静庵先生,谈了一点多钟。……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也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胡适缺乏王国维“兼通世界之学术”的大师抱负,误会了“静庵先生”的提问方向。实情恐怕是:追踪欧陆最新学术发展的王国维,留意到当年在西方“髦得合时”的弗洛伊德学说,试图从中国传统典籍里找到弗氏“俄底浦斯情结”(以“恋母弑父”为主题)的对应物,以作进一步推敲验证。王国维不曾留学欧美,他以为在美留学多年的胡适博士对此显学定然不陌生,故甫一见面,即不耻下问。谁知仅仅读过些古希腊悲剧、对西洋最新学科发展殊少关注的胡博士,摸不着头脑,“只能漫应之。”(余英时语)

金岳霖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刘文典说:“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唐德刚说:“西洋史学亦非胡先生之所长。”夏志清说:“胡先生返国以后,早无意追逐西洋文学的现代潮流,现代西洋文学批评他也一窍不通。”……胡适年少成名,且很早拥有了领袖群伦的学术地位,但不管说到哪一门具体学科,哪一项学术论述或文学创作,他好像都难称翘楚,与自己学生相比也未见优势。胡适留学美国时,曾招待当年知名教育家马君武“在宿舍里住了五天”,他在日记里如此评论这位学界前辈:

 

先生留此五日,聚谈之时甚多,其所专治之学术,非吾所能测其浅深。然颇觉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其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先生负中国重望,大有可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

 

悲催的是,若干年后他的学生唐德刚竟用同样的词——“没有进步”——来盖棺胡适:“胡适思想四十年来无太大的变动。这从好处来说,是胡适思想的前后一致性;从坏处来说,则是胡适之没有进步。”唐德刚有个难称“得体”的怪癖,他不能容忍别人批评胡适,自己却不时对“胡老师”来几句突兀狠话,类似这样:“就凭(胡适)那几篇烂文章,便能煽起一代文风,两朝开继,成佛成祖,这在阮籍看来,就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了!”——埃斯库罗斯说过:“老来受教训多么难堪!”好在胡适泉下有灵,未必感到难堪,因为,他走的道,源于自己的坚定选择,“不惮浅显”正是胡适的突出强项。“我的朋友都不看我的书,”胡适心知肚明。

此外,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语出当年英国一张介绍胡适到访的海报)和“中国的伏尔泰”,胡适又能深度不足广度补,至少在学问的表面上现出面面俱到的样子。从启蒙者的角度,广度确实比深度更加要紧,胡适这方面的成就也堪称斐然。对胡适褒贬不定的唐德刚又赞叹道:

 

就学问的“宽度”来说,胡适真是个新旧、中西、文言、白话及诗、词、歌、赋,样样都来的“一脚踢”的槃槃大材。他的确具备一个“开山大师”的条件,只有像他这样的学者才能纵观古今,盱衡全局,而不至于闭门造车,坐井观天。

如果以“三个公共”(即面对公共大众,谈论公共话题,指向公共正义)为衡量标准,世之所谓知识分子,大抵另有专攻,他们成为知识分子只是激于偶发事件,感于良知觉醒,临时客串,不得不为。如爱弥尔·左拉,他在创作小说间歇听闻法国军方迫害犹太人上尉德雷福斯,拍案而起,写出震动全欧洲的《我控诉》。此事一了,他即退回书斋,继续小说创作——小说才是他的主业。除了专职为报刊写时政评论的作者,在伟大知识分子群体里,我们很难找到一位以“知识分子”为主业的人物,有之,则自胡适之始。

胡适从事的大量工作,不是从自身的爱好、兴趣和专长着手,而是优先考虑该项工作的启蒙及文明教化价值。只要认定其中蕴含价值,哪怕他本人并非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他也勇于尝试,不辞前驱。

这是一份不多见的决心,想必包含着巨大的志向调整和性情舍弃,只有将唤醒民众、改造文明视为人生首务,才会作此选择。胡适把自己定位成文明的改造者、庶民的启蒙者,该身份决定了他的对象是普通民众,他的使命是传播文明通识,而非与顶尖的学界专家切磋学理。就一名彻底的启蒙者而言,保留王国维式的学术爱好,也许是一种“搏二兔,不得一兔”的两难;就一名充满知识饥渴的学者来说,舍弃王国维式的高端求索,又会构成一种心灵折磨。我不清楚胡适如何平衡这份两难和折磨,由于胡适日记似乎专为发表而写,他尽管记得很勤,窥探他的隐秘心声却并不容易。——胡适偶尔给朋友写信吐露心事(比如涉及对半文盲妻子江冬秀的负面评价),他会要求收信人阅后即焚。

大致说来,胡适认定自己二十岁前后在美国学到的若干原则和方法,对中国社会及其民众长期适用。他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推崇者,社会的需求就是他的路标,民众的困惑就是他的方向;若民众困惑不变,他的启蒙方式就不必改变。胡适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既然该复兴暂时不需弗洛伊德援手,他也落得省事,对弗氏不闻不问。我无法想象胡适阅读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小说的模样,他擅长简化学术抱负,以便锁定目标,即使付出“四十年来”“没有进步”的代价,也咬定青山,不动初心。

胡适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纽约赋闲,尽管心情沉郁,毕竟有相当充裕的时间可供自由支配,他仍然不曾像王国维那样追踪欧美最新学术。熟知胡适这段时日生活的唐德刚告诉我们,“大陆上《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的长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过的。有时他还在那些文章上写了些有趣的眉批。”胡适还花大量时间浏览中文报刊的副刊,尽管多是些“不值得浪费太多时间的”文字,胡适不仅“各报都看,各版都看”,看后还要“记笔记”、“评作文”、“看考卷”,哪怕只为了说一句“毛泽东这首《浪淘沙》,韵都搞错了!”

你可以说他闲得发慌,也可以说他心系故国——明明处于“百无一用”的落魄书生时期,那颗旺盛的“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心灵,仍灼灼闪光,精警无比。他努力保持对祖国大陆政治风云的敏锐,让身心处于一种枕戈待旦的状态。事实上,胡适是一位须臾离不开公共世界的知识人,他的公共激情倘找不到落脚安顿处,就会陷入“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精神状态。

胡适年轻时全力倡导白话文,并非自诩在白话文写作上更具天赋(实际上也没啥天赋),而是该倡导有助于他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喜欢用这个词来代替“五四运动”。为了推动白话文运动发展,哪怕最偏爱胡适的人都看出他缺乏诗才(唐德刚评价胡适的诗是“无心肝的月亮”),他仍执意写白话诗,以便“把实验主义的哲学理论应用到文学改良上面来”。自有诗人以来,胡适大概是第一个“尝试者”,敢于在诗情欠奉、诗句露肘的窘境下,仅仅出于八竿子打不着的“哲学理论”的缘由,日日吟哦。借唐德刚的狠话壮胆,我不禁想起约翰逊博士的一个比喻:“一个传道的妇人就好像一只用后脚走路的狗。虽然走不好,但是令你惊讶的是它居然在走。”

胡适也是现代红学的奠基人,他步入红学主要是展示自己心仪的研究方法,即所谓“科学方法的批判性的整理国故”,而非对《红楼梦》别具心得。煞风景的是,胡适对《红楼梦》评价极低,竟至认为该书不及《海上花列传》和《儒林外史》。胡适在致苏雪林的信里说:“我写了几十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话。”——胡适蹩脚的文学见解我们姑且不作评论,但他出于非文学目的,就能对一本压根不喜欢的书大加研究,这份难为自己的坚忍意志,实非常人所有。胡适旷日持久地研究禅宗和《水经注》,原因也大体如此,如唐德刚所言,他的著述有点“粗制滥造”,但无一不是“方法示范书”。

胡适四十岁写自传,本意也不是认为已有的生活已臻著书立传之境,而是他把鼓励世人写传记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组成部分,所以,就像写白话诗《尝试集》那样,他再次要求自己身先士卒,垂范天下。胡适不会去写源自灵感和个人野心的作品(那原是人间杰作的先决条件),攥住胡适笔杆的手,听命于宏大的使命感。胡适诚然是一名洋洋洒洒、著作等身的写作者,我却不知道他有哪篇作品,是出于思想的激情、创作的渴望;胡适连悼词都无法写得感人。这是胡适的可悲之处,也是他的伟大之处,更是他的独特之处。

在向青年人发出号召时,胡适屡次提及易卜生的名言,即那种“最健全的个人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必须承认,胡适说的是肺腑之言,他本人的成长,就是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的典范。早在美国求学期间,胡适宁可荒废学业(“奖学金被校方停止”),也坚持选修一门演讲课并四处发表演讲,一度还“薄有微名”。除了民主国家的政客,大概只有决意在公共世界发出响亮声音的人,才会着意培养这项技能,而胡适对演讲的兴趣“历四五十年而不衰”。胡适最辉煌的一次演讲之旅是在1938年,为了向西方世界说明日寇的暴行和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他从124日到318,“作了一次巡回整个北美洲的演讲之旅,中间无一日之停。316他自己统计:此行共51天,演说56次(美国境内38次,加拿大境内18次)。”胡适的演讲才能还引起日本舆论的愤怒与抗议,当时东京《日本评论》有评论认为,“日本要派三个人同时使美才能挡得住胡适一人。那三个人是鹤见祐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冈是雄辩的。”

胡适事业上的重大抉择,也以公共责任为轴心。他拒绝蒋介石要他入阁和竞选总统的请求,理由即出自一种知识分子的警觉,“始终不愿放弃其独立自由之身份。”爱德华·萨义德曾说:“几度有媒体邀请我担任有职位的顾问,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意味着受限于一家电视台或杂志,也受限于那个渠道通行的政治语言和观念架构。”胡适也是如此,他极为珍视不受外界羁绊的独立批判立场。值日寇侵华,蒋介石希望他出任驻美大使,同样出于公共责任,胡适又爽快地接受了,连中国式文人习惯性的婉拒客套都不讲,口气活脱脱像一位欧美人士。他答复蒋委员长的电报是:“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胡适在自传里说,他在澄衷中学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但在当时,他们有些活动也不瞒我。”这也许说明,胡适早早就被师兄视为“前途未可限量”的奇才。诚然,没有人是天生的知识分子,胡适则通过不懈“铸造”,当真把自己培养成了近乎天生的知识分子。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6620

 

 

  评论这张
 
阅读(145)|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