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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日志

 
 
 
 

简单里的陷阱  

2016-04-18 15:54: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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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票市场传道的人,不怕没人听他讲话。

——塞缪尔·约翰逊

他(泰戈尔)一生志在只创造美的事物,只说真话。这需要自律和异乎寻常的耐心与正直。在写下他的社会、文化、最重要的是教育思想的时候,他努力不过分简单化地讲出复杂的真理,也许正是如此,听从他的人比较少。

——以撒亚·伯林

“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这是经常为人引用的莎士比亚格言,但引用者可能忽略了以下因素:格言出自《哈姆雷特》里著名的婆婆嘴、老滑头波洛涅斯之口,并且,当波洛涅斯接着表示“我还是把话说得简单一些吧,你们的那位殿下是疯了”时,读者知道,老滑头看走眼了,哈姆雷特王子没疯。所以王后听完他唠叨后,当场教训他“多谈些实际,少弄些玄虚”。——结合剧情我们发现,无论“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含有多少至理,以此声称的那个家伙,恰恰距这种“灵魂”最远,他每个毛孔里都翻飞着“肤浅的藻饰”。——只要想到波洛涅斯,我就会警惕简单(或简洁)与智慧的关系。我相信,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等式。

通常,提供一个观点,必须辅以相应论据和论证。论据论证之于观点,好比桥梁的设计载重量之于通行车辆。老派严谨的学者,即使提供了足以承重30吨的论据论证,也只敢在上面通行10吨重量的见解。相较于观点的醒豁,他们更在乎结论的牢靠,惟恐贻笑大方。在公共世界混个脸熟的寻常知识分子,就不愿采纳这种做法了,他们是文字效益的追求者,深谙影响力的生成法则,有时只要在水面上随意铺设几块纸板,就敢在上面飙车;甚至,见到几片浮萍,也敢于驱动一支摩托化文字大军,在水面上隆隆疾行。换在现实的物理世界,此法将使观点脱轨,制造出一场思想车祸,但文字世界具有虚拟性,一篇题旨宏大、语句优美却骨质疏松的文章,未必不会带来喝彩,作者还可能认为自己展示了一种“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超级技艺。反正,只要观点无需像股评家那样次日接受检验,他就不必担心什么。一般说来,立意高远,且短期内不会被证伪穿帮的观点,特别招某些人士喜爱,比如,侈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儒学将复兴中华文明”,就是件回报率很高的思想投资:零风险,且能令说者豪情万丈,作睥睨天下状。

我以为,汉语中某些套语,如“一言九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四两拨千斤”等等,智性功能被高估了,它们常常起到酒精作用,怂恿作者放胆胡来。

分清一个观点算简单、简洁还是简明,并不容易,但无论看上去多简单,作者都希望被解读成简洁和简明。“知识就是力量”固然不等于“力量就是知识”,但万一读者不计较,“有力量”就有望冒充“有知识”和“有思想”了。英国小说家毛姆晚年尝如此自嘲:“那个时候警句流行,我也喜欢用警句,我把我的信念写成了一个句子,默默念诵:‘随心所欲,可要注意街角的警察。’我到24岁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它以两条规律为基础,事物的相对性和人类的圆周率。后来我知道,这两条中的前一条并不是什么独创的发现,后一条也许含有深奥的道理,可是我绞尽了脑汁,这一辈子再也记不起我当时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

说到简单句式中的力学轨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常常比知识分子拿捏得更准。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何等雄强有力!即使不够严谨,谁在乎呢?当务之急是展示帝国首相的民主意志,让民众认同自己的主张。一句虽有破绽但能让大众产生鼓掌欲望的靓语,效果远在让人提不起精神的万言陈述之上,爱默生是怎么说的:“有时候,一声尖叫胜过一篇论文。”英国学者朱利安·巴吉尼曾如此质疑布莱尔:

 

这个语录体说得太简单化了——例如,新生儿就只有权利而不需承担责任。即使是把这种明显的特例抛诸脑后,我们也可以更郑重其事地对此进行讨论。如果我们在一个社会中享有权利的话,那就意味着人们有责任来维持或是不侵犯这些权利。权利的普遍存在,并不必然伴随着责任。

 

说得正确,但因此怀疑布莱尔先生不明事理,似大可不必,他想必就是明知故犯。同样,奥巴马2008年竞选美国总统时,用铿锵有力的身体语言和迷人的微笑,反复强调一个口号:“我们需要改变。”以奥巴马的学养(有美国学者认为,奥巴马更适合的工作不是总统,而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当然知道这句口号指向茫然,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导性,因为“改变”是个中性词,穷人变成富人是一种改变,富人沦为穷人也未始不是一种改变。但在面对选民时,他相信,凭借自己富有磁性的嗓音,“改变”会生出一种巫术般的蛊惑力,足以让选民相信,他舌尖上的“改变”,不多不少正是选民内心期待的那个“改善”。面向公众的奥巴马不必一五一十地缕述“改变”的具体内容,否则,他说得越多,遗漏得就更多。简洁陈述里的无穷破绽,正好构成修辞术里的无限玄机,以便诱使每个人以为,改变将无所不在,且正好如我所愿。

9.11”之后,小布什总统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每个国家都必须马上做出决定: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那边。”其实,这是一种常见的滥用修辞术,即,当存在多种可能时,只提供两个选项,假装它已穷尽了一切。朱利安·巴吉尼指出:“对于小布什提供的选项,至少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选择,那就是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也反对美国人最擅长的这种处理恐怖主义的方式。”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假定小布什没有研修过基础逻辑课程,他多半知道这个表述有欠斟酌,但他更在乎该表述拥有的超凡力量。既然鱼和熊掌不可得兼,那就先挑狠的说,至于严谨的步骤和方略,不妨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与自己的高级同僚细细参详。

有意思的是,朱利安·巴吉尼在《大论战中常见的思维陷阱》一书里,还耸了耸肩,说出如下事实:

 

如果对于这种错误的二分法太过严苛,就可能会失去很多伟大的格言。“生活要么是一场伟大的冒险,要么什么也不是”——语出海伦·凯勒。嗯,虽然实际并非如此,但是我能理解她的意思,并且这话说得很在理。安东尼·罗宾斯的格言与此相似:“生活中你需要的不是灵感就是绝望。”马克斯·勒纳说得更好:“人类将要么学会像兄弟一样活着,要么像野兽一样死去。”这句话即便从字面上讲是错的,但仍然很有说服力。

 

我们还知道,美国独立战争的伟大鼓吹者托马斯·潘恩也擅长这种文字魔术:“政府要么产生于人民,要么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乍闻之下没啥问题,还特别提气,但正是在潘恩矛头指向的那个国家——他的祖国大英帝国,这句话难以成立: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政府非但没有“骑在人民的头上”,还成了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源头。再想,美国独立战争前的那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本也夸张过度,当年的英国统治者并没有置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于死地的意愿,但不可否认,这句话华丽丽地推动了历史。“一声尖叫”拥有无穷法力。

明知简单表述不等于智慧,却仍然痴迷于简单,这是因为表述者面向公共世界,他们的见解无需接受学界精英的质疑,衡量他们成功的指标,不是学术界的内部评议,而是投票箱、书籍销量和网页上的点击率。所以,他们必须学会普通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里,曾如此概括民众的爱好:

 

我们显得那么爱好绝对。因为我们不喜欢修饰性的副词,嫌它们会把句子堆砌得乱七八糟,干扰不可抗拒的情感。我们更喜欢的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我们厌恶有点、大概、如果、或许、接近、差不多、几乎、一时、部分等等词语。在我们无拘无束的时候,我们会把一切前景都说得那么绝对——百分之百、到处,永远。

 

参照这份爱好,必须承认,潘恩、布莱尔、奥巴马、小布什等人那么讲话,并非不学无术,而是因为洞悉人心的奥秘。李普曼还认为,“人群越庞大、越复杂,最终的统一意见就会越模糊、越简单。”这个指点,简直构成了政客和普通知识分子的速效还魂丹。指挥二战走向胜利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战争的情形总是这样的,不论指挥战局的最高领导有什么疑虑,战场上的将军无需了解,他们只应当接受简单明确的指示。”大概,一个人对自己的地位和特殊性拥有充分自信,就会倾向于把话说得简单;唯其简单,听上去才更像一道命令和指示,或,一种巫师的预言,一道光辉的神谕。

学者指出,卢梭的思想当年颠倒众生,不是因为其内在深刻性,而是因为该思想得到全面简化,可以像乘法口诀表那样指引社会。我们听说,卢梭名著《社会契约论》当年乏人问津,销量寥寥,但没关系,以罗伯斯庇尔等人为代表的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自认是卢梭的学生),成功地把卢梭思想浓缩为一组等式。法国学者雷蒙·布东在《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一书里写道:“卢梭和其他的启蒙思想家所获得成就的关键在于那些传播者成功地将他们的思想概括为了一系列概念关联的形式:传统=不公正=不平等=专制=停滞=压迫;理性=公正=平等=人权=进步=自由。”

看上去很幼稚不是?但一场充满血腥的大革命,就此被引发了。思想被简化为一组尖叫,遂无往而不胜。

约翰·洛克厚厚两大卷著作《政府论》,缘起于当时一篇为世袭君主制辩护的霸道论文,洛克表示:

 

当我细心读了这篇论文以后,发现一个那么大的结构却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假设的基础之上时,我几乎不能够相信我自己;因为在他那篇以驳倒人类的“天赋自由”这一“谬误原则”自许的论文中,他只以(人类始祖)“亚当的威权”这一简单的假设来立论,而没有对这个“威权”提出任何证据,这就令人难以相信了。

 

幸运的是,这一“简单的假设”引出了洛克的长篇大论,现代公民政府的理论基石,由此奠定。试想,假如那个“简单的假设”当真不值一驳,洛克就不必如临大敌,他郑重执笔,显然意识到了简单中的陷阱和漩涡。简单也许意味着愚蠢,搔到痒处的愚蠢却不见得缺乏力量。再想,托马斯·潘恩针对君主世袭制的那个著名批评,论证方式同样失之简单。他在《常识》里写道:

 

无数个万分有力的确证表明,国王享有世袭权是荒谬的;这个证据就是:天意并不赞成这种办法,否则它就不会常常把蠢驴而不是雄狮给予人类,从而使得该项制度成为笑柄了。

 

的确,读到令我们欣喜的结论时,哪怕失之简单,我们也会加以肯定。而在洛克奋笔批评前,世袭君主制的赞同者,八成也会把那个强调“亚当的威权”的蠢货,视为思想英雄。这说明,简单表述即使不等于真理,也常会被误认为真理,只要它正中下怀。

长远来看,拥有最出色头脑、最缜密思想、最犀利洞察力的人,将享有盛名,但在知识的短期市场,目光如豆、思维惫懒却又熟谙尖叫美学的人,照样可以分享知识人的荣耀。

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里提到一位贝塔君,“他越是写得过火,越是受到赞扬。人们期待他的作品具有呐喊、狂热、明白易懂、有倾向性的特点。那些党员作家之间(贝塔那时已经入党了)展开了竞赛,看谁写的东西更能令人理解、更简单明了——这样一来,也就抹掉了文学和宣传之间的界限。”写作之于贝塔,“就像是成瘾者服用麻醉剂一样,当他放下笔时,他就觉得自己又完成了一件大事。尽管实际上,他的文章中没有一句出自他本人的思想,……他所从事的活动就像士兵在列队行进一样。”

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欧美高等院校的学者来到中国,与中国的电影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令中国同行惊掉下巴的是,这些学者有本事从任何影像里挖掘出连该片导演都不曾设想过的神秘含义,主要是各种性象征。事后回想,他们将所有洞状物视为女性暗示、所有柱状物视为男性象征的做法,像粗浅的填空游戏,不值一哂,但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他们使用了一些时人莫测高深的字眼,如“力比多”、“俄狄浦斯情结”、“肛门期”。

当时我正在某大学中文系就读,之前听过一个关于弗洛伊德的讲座,好像还读过几本小册子,如《少女杜拉的故事》,总之,我知道这些新名词的厉害。与人交流时,如能从嘴里不时吐出“潜意识”和“恋母情结”,就会产生一种令人自愧不如的魔力,自己也仿佛喝高了,好像学问大有长进。当然,这是一种病,但该病的疑难处在于,分明说者有病,却能让无辜的听者以为自己病得不轻。

读西方有识之士的文字,我发现,这种病症极为常见,且盛行于高等学府和知识分子中间。苏珊·桑塔格早就指出,“那些想从(伯格曼电影里的)坦克意象中获得一种弗洛伊德主义阐释的人,只不过显露出他们对银幕上的东西缺乏反应。”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曾将那些仅凭几个学术流派的术语就在高校里招摇撞骗的学者,一概归为“憎恨学派”,即,他们研讨学术的方式,恰恰表明他们憎恨文学、憎恶真理。而布鲁姆教授之所以满腔悲愤,则是出于如下事实:这些只此一招的高校笨伯,在知识界取得了过于广大的成功。

有本有趣的学者小说叫《哈姆雷特谋杀案》,作者阿瑟·伯格显然是布鲁姆教授的同道,在该书第一页,主人公——一家学术刊物的主编——恶狠狠地写到:

 

是我用小斧子劈了她的脑袋瓜——那个视男人如寇仇的婊子、女性主义评论家娜斯塔西娅·斯皮瓦克-托洛茨基;是我用枪杀了他——那个伪马克思主义的骗子、评论家鲍里斯·杰姆逊-凯尔涅洛夫;……上帝保佑,我还同时干掉了那个白痴变态者——弗洛伊德的徒孙美兰妮·荣格弗洛伊德,还有社会学评论家莱弗·巴克。

 

被作者用想象中的凶杀方式除掉的,都是让他厌恶的新潮学术明星,他们最大的本领就是“一招鲜,吃遍天”,可以借助几条左右逢源的解释图式,获得学术盛名,然后整天打着“波音的”,在学术的“小世界”(戴维·洛奇语)里风光无限。比如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美兰妮,其能耐在于:“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文学批评生涯里,她总能在别人最料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一大堆男女性器的象征。”另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批评者凯尔涅洛夫,则只需记住哈姆雷特说过“丹麦是一座监狱”,就可以证明丹麦王子“深受人民爱戴”,从而自如地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来解剖莎士比亚了。

虽然知识分子的原初涵义里包括着智慧,人们也一直将最高的颂赞给予那些拥有深刻见解的伟人,但在公共的思想市场上,思维简单且擅长尖叫的人物,往往成为知识时尚的弄潮儿。“为巴勒斯坦的事业孤身一人奋战”的著名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抱怨道:

 

伊斯兰世界有十亿人,数十种不同的文化,六七种主要的语言(包括阿拉伯文、土耳其文、伊朗文),这些都散播到三分之一个地球上——但是英美的学院知识分子却只把它们称作“伊斯兰”,这种说法不但太过化约,而且在我看来不负责任。他们借着单单一个字眼似乎就把伊斯兰当成一个简单的客体,对于上下1500年的伊斯兰历史提出概括的看法,大谈伊斯兰教与民主、伊斯兰与人权、伊斯兰与进步是否相容,并妄加论断。

 

我们往往喜欢投己所好的观点,我们肯定一种看法,未必因为对方高明,而是对方恰好说出了符合我们预期的内容;肯定对方其实是变相安抚自身。有人曾评论托马斯·麦考莱的《英国史》:“一般大众和麦考莱的想法相同,用买书的方式与他彼此呼应。麦考莱受同代读者的欢迎,原来不是因为他比读者高明多少,而是因为他并不比读者高明多少。”我没有读过《英国史》,不敢置评,但这种现象的确存在。

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在其名著《成功素质训练教程》里,曾指导人们学会使用“自我暗示”,他开出的药方,似乎揭示了“简单”的秘钥——位居第一的秘方就是:“简洁:你的句子要简单有力,例如‘我越来越富有了’。”倘此法有效,我猜,它也同样有助于给他人催眠,有助于解释“简单”在公共世界的神奇力量。当然,秘方之妙,在乎秘而不宣,所以,没有哪位知识分子乐于承认自己观点简单(他只会强调简洁或简明),而一旦他想批评什么人,最可能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强调对手观点简单且不值一驳。潜台词是:我可以简单,你不能。我的简单直指心源,具有牛顿力学般的超级简明,你的简单只不过证明了你头脑失灵、思维低下。一个令人丧气的公共讨论现象是,任何观点,只要遇到决意与他为敌的人,几乎一次不曾得到善待,它们必然会被简单对待,并被冠以“简单化”的恶名,哪怕双方彼此彼此。

总之,在理当富含智性教益的知识分子世界,那些乍看之下应该遭到淘汰的简陋观点,事实上却有着蓬勃生命力。雷蒙·布东认为:“很多知识分子专心于创立一些过于简化的理论,不过这些理论在思想市场上并没有遭遇到太明显的困境。”这正是思想市场的困境,我们无法躲避简化的理论四处扩张,理论越是简单,越会怀抱不切实际的雄心,试图解释一切。换言之,每一种拥有简单图式的学说,都怀有一种神圣罗马帝国的野心,结果却如伏尔泰所嘲:既不神圣,也无关罗马,更非帝国。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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