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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日志

 
 
 
 

米沃什(下):倒映在“世界阴沟”里的诗眼  

2016-01-21 15:45: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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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向现代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现代人因为精神空虚(到现在为止这一点还是真实的),陷入一种思想,其后果就是遭到不受法制约束的毁灭的恐惧,因而自己被利用、被当成精神奴役的工具。

——卡尔·雅斯贝尔斯

我也必须为有特权从事某种职业付出代价,所以我必须写出一定数量歌功颂德的文章和诗歌。

——切斯瓦夫·米沃什

切斯瓦夫·米沃什开宗明义,点出《被禁锢的头脑》的主旨:“写这本书,目的在导引读者走入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去。”他所谓知识分子,不是自愿担荷“社会良心”的人文精英,而是职业知识人,具体到该书,则指波兰为代表的东欧作家和诗人。米沃什本人借助该书及另一本《权力的攫取》,勇敢地客串了一回公共知识分子(一度,人们淡忘了他的诗人成就,仅仅注重他的“铁肩担道义”,令他郁闷)。《被禁锢的头脑》写到的那些作家诗人,则属于拒绝仰望星空的群体。依我的分类,他们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蓄意规避公共正义,对思想自由和独立意志夷然不屑,耽溺于双重生活和双重思想,又奢望拥有知识分子的一切。当然,此非地域性分类,更适宜从精神气质上考察。

米沃什刚从波兰驻法大使馆出走,即着手《被禁锢的头脑》的写作。当是时,他声名有限,也许正处于“感到自己的籍籍无名是一种痛苦”的阶段,故执笔之际,身份上的落寞转化成一种内在限制,迫使他火烛小心地表达见解。——当然,另一些处境类似的人,会选择把音量放大,用狂放表述来招惹视听,摆脱寂寥。

在米沃什批评东欧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多种著作中,我总能听到一种压低嗓音的木屐声。他当然拟重点声讨带给波兰人巨大苦难的苏俄制度,但对于同胞可悲的国民性,他也极想数落几句,如果可能,他大概还想仿效孟德斯鸠,直截了当地强调“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制度,而是民族”。然而,他本人的处境尚在灰头土脸中,他的出逃无论在波兰还是西方世界,当时都乏人认同(只有两个伟大的名字支持了他:阿尔贝·加缪和卡尔·雅斯贝尔斯),因此,他最好用一种涂抹了保护色的风格写作。

把自己排除在批评之外是鲁莽的,他必须避免高高在上的口吻;为使针对昔日同行的批评不致引起额外抵触,他得放聪明些,语含悲悯,并不忘给自己不时捅上几刀。

结合他的自述,米沃什可以自如地援照上述笔墨药方行事,他甚至无需刻意保持低调,他“肩宽如立陶宛的棕熊”,骨子里却藏着一份谦抑。他坚持认为,与昔日同行相比,自己并无突出之处,每当揽镜自照,他不仅能看清自己,还能洞察他人。他批评东欧同行的有利条件之一,正在于自己与他们并无二致。东欧知识分子身上那些鸡零狗碎、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心思和小盘算,他本人无不具备。他说:“不仅对我自己的缺陷,而且对我生活圈子里其他诗人、画家的缺陷,我也一目了然。”

他留给别人的印象似乎不怎么好,他以惊人的自省,认可了他人的指摘。在《米沃什词典》里,他写道:

 

我揣摩我的肖像,它浮现于别人的仇恨之歌中,有诗歌也有散文:一个幸运儿。事事顺当的那种人。不可思议地狡诈。自我陶醉。爱钱。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情感。对祖国冷漠于心。卖国只卖个手提箱的价。衰弱无能。一个关心他的艺术而不关心人民的唯美派。可收买的人。没有见识(他写了《被禁锢的头脑》)。不道德的个人生活(追逐利用女人)。蔑视他人。傲慢自大。等等。

 

他补充道:“对我性格的这番描述,常常还有我的一系列可耻行径作为佐证。”他接着表示:“我更倾向于把自己看做各种惯性思维的混乱缠结,一个在迷雾中喝醉的孩子。”——言外固有愤世嫉俗成份,言内却也颇含实情。

也是在自传体的《米沃什词典》里,他提及自己学生时代写作文时的“突然开窍”:

 

我明白了,他们并不是要求我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得把自己彻底变成一个学生,做学生应该做的事——把连篇空话说得天花乱坠。正在写作的不是我,而是他,一个学生。由于该负责的是他,而不是我,我没有理由努力写得准确,说得真诚。换句话说,我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作文只是一种修辞练习。从那以后,一切都变得很好。我写出了既规范又华丽的句子,笔的迅速移动也给我带来了快乐。

 

根据这份自认,相比波兰同行,米沃什甚至表现出更高的天赋,可以更早地适应双重生活,掌握双重写作的秘钥。他还早早发现,“在某些情况下,驼背弯腰是有好处的。”他获得出使美国、法国的美差,即得益于恰到好处的“驼背弯腰”:被他选为堕落作家样板的阿尔法,其原型曾担任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人称“带辩证法原则的妓女”),正是让他获得美差的那个人。他如此为自己开解:“由于我还没有完成命中注定要做的工作,我愿意苟活下去。”他辩解道:“既然无法摆脱不幸,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选择一种跟它相处的策略。”当他说出“不能把一个行将溺死的人抓住一捆稻草的绝望手势说成仅仅是一种时髦”,我几乎看到他摊开双手、耸一耸肩的样子。他对读者坦然相告:

 

旅居国外给我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我可以发表放肆无礼的长诗和文章,其中蕴藏着很多违背官方哲学——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当我感到弦绷得太紧时,我就寄回去点儿足以令人相信我这个人还是可以皈依斯大林主义的作品。

 

他对自己的解剖,甚至达到忘我程度。在《拆散的笔记簿》里,他分析了自己头脑的构成,进而推导出潜意识里的一种倾向,即:

 

或者是,我的头脑由天主教、马克思主义或者欧洲的历史灾变所形成,多少有点极权主义的味道,因此默认了这个观念,即为“大众”提供精神食粮是应当加以控制的。

 

敢于如此鞭挞自己的人,当他投笔于同类,反而会把自己擢拔为不二之选。我们愿意相信,只有当米沃什开始执笔,东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才有望得到揭示。此外,批评他人前先把自己打得遍体鳞伤,也有一个修辞上的便利,能避免鲁迅式尴尬。在《伪自由书》中,鲁迅尝自嘲道: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Q”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发明的术语,除“老大哥”“真理部”外,最有名的就是“双重思想”了,那是一种大脑的“迷宫世界”,奥威尔以其天才的洞见,预言了如下灵魂场景:

 

知道全部真实情况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即使要了解“双重思想”的含义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

 

“双重思想”登峰造极之时,将出现这种情况:“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

有机会也有能力验证奥威尔预言的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第二章,通过一则波斯概念“凯特曼”,丰富了奥威尔的说法。他还借助对奥威尔经典比喻的化用,向后者致敬:“自由正在失去意义,如果凡是学说宣布的一切都是真理,就像说二乘二等于四一样不可辩驳,那么容忍另一种意见,说二乘二等于五,简直就是不成体统。”

在法国人康德·戈比诺所著的《中亚的宗教与哲学》一书中,米沃什找到了“凯特曼”的解释。戈比诺于19世纪中叶在波斯待过数年,他观察到一种现象:在那个地方,“人们必须对他们真正的信仰保持沉默”。不仅如此,当沉默可能预示着风险——比如被视为对异端学说的同情、隐瞒或认同——人们就开始了表演。手法是:

 

不仅要公开否认自己真正的观点,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和策略来蒙蔽对手。那时就得宣布一切能取悦对手的信条,参加所有被认为是最荒唐的仪式,贬损和扭曲自己的著作,采取一切手段引对手犯错误,以这种方式他就能争得巨大的满足和功德,他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自己的亲属,在跟异教徒进行可耻的周旋时没有伤害宝贵的信仰。

 

简而言之,作为一种意在“保护个人的思想和感情”的社会游戏,“践行凯特曼意味着在对某事的反抗中实现自我。”当然,这个“自我”是打了折的。不难发现,“凯特曼”正是奥威尔“双重思想”的对应物。“双重思想”必有主从之分,“凯特曼”的精髓在于,通过取悦那个强加于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真正相信的思想不为人知,从而在一种冬眠状态里得到保护。“凯特曼”的本质是伪装,伪装的目的是绝地求生。当那个没人相信的思想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可以左右人的自由和生死,出现如此场景就不会令人意外了:“在人民民主国家,人们所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有意识的群体表演,而不是个别人无意识的本能反应。”大面积的恐惧,使人们在掩饰真相方面形成了团体操般的步调一致,它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广场上雷鸣般的掌声,其实意味着没有一个人赞同。“正如某个波斯人在与戈比诺的谈话中承认的那样:‘在波斯根本没有一个理想的穆斯林。’”

“凯特曼”的成因是恐惧,当众人的恐惧共有一个源头,他们就会心往一处拧,表现出机器人的群体特征。米沃什提醒我们,“机器人”(robot)最初出现在斯拉夫语(robota)里,是由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发明的。既然“凯特曼”与求生本能相关,它就会在短期内成为一种无师自通的群体技能,人们感受到了相同的恐惧,也有相同的求生本能,于是,个性消失了——

 

人们无论在言行举止或是在衣着与面部表情上,都尽可能做到和大家一模一样,尽量不引人注意。城市里到处都是受统治者欢迎的某个种族群,他们的特征是:男人个子矮小,大腹便便;女人腿短,走路时扭着肥硕的臀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类型,是由强制性的审美样板过分夸张地培育出的一种类型。

 

因此,除非具有强悍意志——米沃什、索尔仁尼琴就是突出代表——否则,刻意隐匿真我,将使得真我不复找寻,它被遗弃于大脑一角,在行为的不断自我踩踏中扭曲变形,最终他会发现,只有让那个真我放弃抵抗,向虚假的思想投诚,他才能重新安放那颗悸动不安的灵魂。换句话说,只有在默允自己下滑、听任灵魂水准大幅下降的过程中,他的身心才有望复归和谐。何况,对芸芸众生来说,那本身就是一种近乎自然的过程,如米沃什所说:

 

一个人明知自己在演戏并长时间进行这种有意识的表演,他的性格就逐渐变成他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越演越起劲。这就像一个拥有健全双腿的人,经过跑步训练之后,得以成为跑步健将一样。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另一种类型的代表,他的“凯特曼”症状想必比任何人都更激烈,“革命之后,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不少巨人症般令人惊叹的修辞术诗歌,”(米沃什语)长诗《列宁》更是让他的风头一时无二。他的自杀原因不得而知,但他说过:“如果你在体验到灵感的时刻恰好倒在有轨电车轮下,那你也该认为自己沾了便宜。”一个对艺术怀抱此等赤诚的人,不可能与“巨人症般”的诗歌相安无事。受米沃什启发,我倾向于认为,他的自杀缘于“双重思想”的爆胎,一种“凯特曼”悲剧。

作为一本“抓住几个典型,试图勾勒出东欧作家的画像”的著作,《被禁锢的头脑》里没有知识界的大人物,作者的笔墨集矢于寻常人事,他写到的作家,多是些以舞文弄墨为业的庸人。瑟瑟于政治高压下的平庸,与承平时期的平庸,又有质的差异。比如,告密这一在犹太教的律法里属于“今世或来世都不能洗涮赎补”的罪孽,在米沃什生存的世界里,不过是一种寻常处世方式而已。

在那种“甚至于夫妇俩在床上也得用群众集会的口号彼此交谈”的恐怖气氛里,米沃什忧心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他以敏锐的诗眼发现,原本用于自保续命的“凯特曼”,只消稍加挪转,即可能成为大面积告密的酵母。因为——

 

那些不断践行着类似形式的凯特曼的人最容易揭发离经叛道现象:他们很容易就能识别出其他杂技演员也在使用他们自己刚刚使用过的技巧,他们总是一有机会就去陷害敌人或朋友,这样他们就保护了自己。

 

用希腊字母代替的作家伽玛,作为作家和政论家,原是个低能儿,他擅长“为了使自己免除思考的责任而大叫大嚷,激发不同民族群体的相互仇视,以转移人们对其他问题的注意力”。但在充当鹰犬和随时告密这件事上,却具有一技之长。他愿意被这样的想法“攫住他的大脑:一个人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就是给魔鬼增添力量,让魔鬼更加趾高气扬”。总之,他是位老练的监视者,干练的告密家——如果告密也有等级的话。米沃什写道:“伽玛的匕首功效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是,每当需要心理学家的智慧时,他的匕首就会去履行政治警察的任务。”他从事的工作,“就是要让庸才趾高气扬,让天才凋零枯萎。”由于他本人恰好是一个不安于庸才地位的庸才,这份微不足道的不安分遂转型为一股动力,使他在魔鬼的岗位上成就斐然。最终,“伽玛成了——这次是正式任命的——波兰所有作家的政治监督员和良心管理员。他的职责是监督文学按照党的路线发展。”

小人得志的成果是,“伽玛被一帮马屁精包围着,只要他眉头紧皱,他们就会满脸愁容;只要他说个什么笑话,他们就会迎合他而纵声大笑起来。”这当然会鼓励他更加努力地工作,他的工作奖章,由下列事实负责颁发:他管辖下的作家,夜夜感到自己的“床下伸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探员的皮靴”。

不禁想起《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里的情景,作者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写道:“当我在战后来到莫斯科时,我发现每一家的电话都用一个大枕头蒙着,因为有一种传闻说电话上装有录音装置,在这个能够窃听到人们隐秘思想的黑色金属侦察员面前,所有居民都会恐惧得发抖。所有人彼此均不信任,我们怀疑每一位朋友都可能是告密者。”作者还结合自己诗人丈夫的遭遇,将告密者分成几个类型,如“鉴赏家”型:“他们常常是同行、同事和邻居。这些人事先既不打个电话,也无约定,就会突然跑过来,就像他们常说的那样:‘见你们家的灯还亮着呢……’”更可怕、更危险的是“副官”型:“那是一些文学青年,学术界的研究生,他们十分热衷诗歌,能背诵世上所有的名诗。他们起初的造访目的往往是纯洁的,但后来他们就被招募了。”于是,文学的地基开始朽坏,日常生活的道德土壤也沾染了放射性剧毒。米沃什写道:

 

如果发生交谈者推心置腹的情况,那一定会坏事:因为人们看似无忧无虑地交谈,对某事表现同情或者打抱不平,为的是引你上钩,引得你口吐真言,你的倾诉将被拿去写报告,以便告密者提高自己在上司眼中的身价。

 

有幸逃离所谓“世界阴沟”的米沃什——他将当时的波兰概括为“黑暗的核心:不仅没有任何解放的希望,也看不到任何明天的景象。大家只是为了斗争而斗争”——大可过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洁身自好日子,他的诗人定位也有助于他听从“另一重召唤”,从而小觑政治性写作。他说:“如果我变成了一个政治作家,我就会使自己的可能性变窄,变枯竭。”然而,知识分子责任也是一种庄严的搔痒,往往令正义者欲罢不能。米沃什多次解释自己为何对波兰语痴迷不放:“说波兰语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和死者交谈”,“我对波兰语的执着仅仅出于作为幸存者的罪疚感。”他还压低了嗓音表示:“置身于西方,我有责任对人们讲述共产主义,说出他们所不知道和不想知道的东西。”

其实,他长期过着与普通波兰人不同的日子,他的大半人生都生活在非波兰语环境里。还在学生时代,米沃什就“崇拜上了女演员西尔维娅·西德尼”,普通波兰人大概都没有机会听说过她。那是一位好莱坞女星,我找到她的照片,发现西德尼有一张可以演海伦的脸,一种可以挑起战争的美丽。总之,他蛮可用一种与故国摆脱干系的方式,像卓越的前辈(“约瑟夫·康拉德,这个无可救药的波兰贵族!”)那样,仅仅用自己天赋的才能去摘取文学桂冠。何况,他的波兰同胞,无论文学同行还是移民美国的波侨,对他都谈不上友善。

不少学者提到,苏东巨变后,许多东欧知识分子都通过“谴责别人来逃避自己在共产党时代的过错”,只有“具有真正英雄气概的波兰异见分子亚当·米奇尼克”才拒绝这么做。米奇尼克表示,“他过去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所以现在也没必要靠手指别人来证明自己是个英雄。”米沃什拒绝英雄的冠冕,却依旧不失为英雄,他坦白道:“我属于那类绝大多数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变成莫斯科的附庸之时,竭尽全力表示自己的屈服与顺从,并且被新政府利用。”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与东欧同行在“命运上有所不同”,只是“由于彼此反应上的细微差别”。

科学家告诉我们,人和老鼠也有99%的类似基因,这证明,1%的细微差别,有时足以扭转一切。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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