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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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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来自地狱的福音书(上)  

2015-11-15 15:04: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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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地一样辽阔、一样长久的,是痛苦。

——瓦西里·格罗斯曼

啊,有多少构思和著作葬送在这幢建筑物里!——一整代毁灭了的文化。啊,从卢比扬卡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炱呀,烟炱!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后代子孙们认为我们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无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事后回想,资深劳改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认为,抵抗本应“从一逮捕起就开始”。

相比他在《古拉格群岛》和其他劳改营作品里描述的大量恐怖逮捕,索尔仁尼琴本人的被捕倒相对平淡:“我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最轻一种形式的逮捕。它不是把我从亲人的怀里夺走,不是迫使我离开人们所珍惜的家庭生活。”他是在军队里被捕的,此前索尔仁尼琴作为苏联红军声源侦察连连长,已经穿越波兰,攻入东普鲁士境内。十天前,他刚刚将深陷重围的“侦察炮兵连几乎完整无损地带了出来”,为此再次获得一枚红星勋章,并晋升为大尉。他的第一次战功更为显赫,所在连队提供的声源技术,锁定了德军五个连的炮火位置,帮助红军全歼了他们。然而,三个低级别军方反间谍人员倏尔现身,向他宣读了逮捕令,并当场把他带走。

若非掌握特殊的作战技艺——每个军里只有两名声源侦察连连长——索尔仁尼琴会更早被捕,他被人盯住已将近一年。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可以卸磨杀驴了。

无论古拉格群岛有多少蒙冤者,索尔仁尼琴也不在其中。参照斯大林时期的法律及索氏的军人身份,他之被捕确属无话可说。他与在某化学连担任连长的中学好友维特凯维奇的通信被反间谍人员发现了,信中不仅含有对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式诽谤”(逮捕令语),居然还有一份《1号决议》,内有发展成员、创建新党的计划。“这个《决议》是对我国整个欺骗和压迫制度的有力而扼要的批判,接着,像政治纲领中应有的那样,大致叙述了改造国家生活的方案,并用这样一句话作结束:‘没有组织,完成所有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索尔仁尼琴承认,“甚至用不着侦查员的牵强附会,这已是一份成立新党的文件。”多年后,在接受法国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索尔仁尼琴再次确认:“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无辜的牺牲品。在被捕的那个时候,我确实对斯大林有一种彻底否定的看法……与其他人相比,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无辜被抓的。”

既如此,他乖乖地跟着三名军方捕快上路。

恼人的是,由于置身国外和前线,三名捕快对地形很不熟悉,身为在押犯的索尔仁尼琴还得兼任向导,替押送者带路,告诉他们走哪条,才有望避开炮火和反坦克地雷。抵达莫斯科后,那“三名白吃饭的反间谍人员”不识路径,因此,“选择到监狱去的最近路线,把他们带到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卢比扬卡去的责任就落在我头上了。”——卢比扬卡是莫斯科一个广场,也是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等机构的所在地。是的,在通往人生地狱的路上,索尔仁尼琴一度拥有更多的反抗条件——身处国外,又值战乱,路途漫长,押送者是菜鸟——但他啥都没做。他不仅充当自己的地狱向导,还客串脚夫,那只塞满自己罪证材料——日记和创作——的手提箱,一路上都由索尔仁尼琴自己提着。

为什么不抵抗呢?看来是这样:他的思想虽未成熟,但已然意识到自己的抵抗将与众不同。一俟手铐加身,他即“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日后在自传性随笔《牛犊顶橡树》一书里,他说得更具体:

 

我只有二十六岁;我孑然一身,被捕时我的任何作品都没有受到损失(当时根本没有什么作品);因为我的遭遇有些趣味,甚至很吸引人,而且当时模模糊糊地有一种预感(是远见的预感,是预见),似乎恰恰经过这一次身陷囹圄,我才有可能对我的祖国的命运产生某种影响。

 

为了命定的事业,他必须去地狱里走一遭。他并非不抵抗;听任自己走向地狱,正是他特有的抵抗之道。这不,大难临头,他的内心反而在微笑:

 

我微笑着,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偷窃,并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我微笑着,因为我想要并且也许还能稍稍改正一下我们俄国的生活。

 

在另一个地方,他将自己的被捕归因于“思想方法”,此即他所谓“遭遇有些趣味”之处。

熟悉俄罗斯历史的读者知道,在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至少始自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起,蹲监狱及判处流放,就是一种有光芒相随的行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志愿陪同丈夫前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行为,既是后人的勇气之源,也不失为革命者的浪漫绮思。在流放地受了四年磨难并留下一卷《死屋手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赋予监禁生涯一道恒久的道德辉光,以至晚年的托尔斯泰曾在“神志清醒、感觉敏锐”之际表达了“希望被关在监狱里”的渴望。索尔仁尼琴打算直面灾厄,就一颗俄罗斯灵魂而言,初非怪诞。

万没想到的是,他将要面临的劳改营苦役,苦难程度远非前贤可比,浪漫属性却涓滴无存。他曾无数次拿沙皇治下的流放地与自己承受的劳改营作对比,比如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呆过的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为例,最终向读者证明,“那里干脆是在吃闲饭。劳动轻松愉快。狱方甚至让他们穿白色亚麻布衣裤!”在劳改营小说《第一圈》里,以作家本人为原型的涅尔仁还曾拿大仲马小说《基督山伯爵》里公认惨绝人寰的伊夫堡作为对照,结论是:与苏联集中营相比,“伊夫堡好像不是监狱,简直是一座海滨疗养院!”

乍闻之下荒唐无比,但每位《古拉格群岛》的读者,都会认为作者所言不虚。

那么,在走向古拉格群岛之前,索尔仁尼琴到底做了哪些前期准备呢?——附带一说,“古拉格群岛”并非地名,而是一个隐喻。“古拉格”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俄文缩写,“群岛”则象征着一座座与世隔绝的监禁场所。形形色色的劳改营既分布在莫斯科郊区,也散落在更适合北极熊出没的北极圈里。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在苏联十二个时区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找到劳改营”,在押犯数以百万计。

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12月,参照中国式表述,属于“生在苏维埃,长在红旗下”的全新一代。他的身世略有隐忧,他其实是遗腹子,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因一次蹊跷的打猎而意外亡故;父亲是白军军官,得过沙俄勋章。“我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他曾经是俄罗斯军队里的一名军官,因为这被认为是一个耻辱。”岂止是耻辱,还意味着危险,因此,隐瞒亡父职业(索尔仁尼琴通常会在填写表格时写成“职员”),也构成他少年时代的一项历练。六岁时,索尔仁尼琴“已清楚地知道,有人在追捕外祖父及其全家,他们从一处搬到另一处,每天每夜都等着搜查和被捕……我亲眼看见几个契卡把外祖父谢尔巴克从我们那间摇摇欲坠、四处透风、仅有九平米的小屋带走去处死”。他还目睹一位敬的邻居被秘密警察带走。他似乎很早就具备了藏匿特殊物品的意识和能力,日后他被迫频频藏匿手稿时,将受惠于这份不可小觑的能力。

虽有此类磨难,成长期的索尔仁尼琴仍是活泼开朗的。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不折不扣的“学霸”,大学时甚至获得了斯大林奖学金——全校仅七人得奖。有两件事预示着他的夙慧:他喜欢读报,十二岁时即“知道苏联驻各国大使的名字,也记得外国驻苏联大使们的名字”,并早早擅长读出弦外之音。若干年后在流放地,他仅从报上一句话“这是第一次列宁式的代表大会”,即立刻明白“我的敌人斯大林倒了”。他自称少年时即瞧出维辛斯基不对劲。维辛斯基是斯大林得力干将,肃反时期的首席大判官。

另一件事是,十岁时读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即产生了“写大部头作品的最初动力”。他生来就是不知疲倦的强力笔耕者,中学时即以一己之力支撑了一本文学校刊,十六岁时著述颇丰,甚至编纂起“索尔仁尼琴全集”来了。

他大学读的是数学物理系,主业是数学。因当地罗斯托夫大学文学院实力平平,只是一个培训中学教师的专科学院,而数学物理系则不乏一流教授。他读书毫不费力,期间大量从事文学写作,还以函授方式攻读莫斯科文史哲学院文学系的相关课程。

尽管成绩出众,但所学所思,未必都能精确地指向他的未来。实际上,他对斯大林固然久存腹诽,但直到被捕的那一刻,他仍不失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斯大林的鄙夷,有时是以对列宁的崇拜为前提的。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斯卡梅尔说过,索尔仁尼琴“一定是有史以来带着《资本论》(并且读了它)去度蜜月的少数新郎之一”。新娘娜塔丽娅一觉醒来,发现夫君正在阳台上“埋头读一本马克思著作的注释本”。

索尔仁尼琴写道:

 

在我的青年时代,在30年代曾有过这样一段时光,那时候,思想改造的潮流是如此强大,因此当我在大学里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时,似乎觉得他们把伟大的真理全都揭示了出来,甚至在我们心中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多亏马克思才让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无须再读先人写的世界哲学史,无须再读两千至两千五百年的整个思想史,因为所有的真理一下子全有了——它们已经被揭示出来了!

 

在当时条件下(那是一个连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都属禁书的年代),索尔仁尼琴很难获得系统、全面的人文教育,他可能从未读过西方人文巨子的著作。他的德语水平可以阅读歌德、席勒,英语则达到翻译简易科技文章的程度,他还学过拉丁语,和女友一起等无轨电车时,他会掏出自制的小卡片,上面多是些古罗马历史事件及著名人物,还有拉丁语单词和短语。他经常要求女友测试他的记忆力,如马可·奥勒留何时登基?卡拉科尔法令何时颁布?看上去更像一种学霸习气,学习目标也更适合在考试中斩获高分。

无穷命运的神秘安排,也会以诡异方式干涉并引导索尔仁尼琴的成长。他眼看就要进入莫斯科文史哲学院接受系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教育了,但他报到的那天居然是1941622日,就在这天凌晨,希特勒德国大举入侵了苏联。满腔报国热血的索尔仁尼琴随即投笔从戎。

他的命运星适时出现,军旅生涯及嗣后的八年劳改营苦役、三年流放地磨难,永久改变了他的精神流向。

二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索尔仁尼琴如此回顾自己:

 

假如我没有落入监狱,我在苏联也会成为某个作家,但是我大概理解不了自己的真正任务,也认不清国内的真正局势,并且我也不会得到只有集中营和监狱的生活才能给予的那种锻炼、顽强抗争和搞秘密活动的特殊能力。因此,你们如今看到的我这个作家,正是监狱和集中营造就的。

 

“感谢上帝创造了监狱!它给了我把问题想透的机会。”这是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替身涅尔仁大尉的话,也是作者的心声。《古拉格群岛》虽然不是作者的私人传记,作者仍不时表达了类似想法“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监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无底深渊,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转折。”“我本人很需要进这个苏联的主要政治监狱(指卢比扬卡),谢谢把我带到了这里。”“当我回顾自己被监禁的年代,有时会说出一句令周围的人吃惊的话:祝福你,监狱!”

在监狱和劳改营,他忍受了一切,目睹了一切,思考了一切,也学习了一切。“要说在什么地方学到的东西最多,那要算战后在布蒂尔卡人满为患的囚牢里。那里每天晚上都有教授、副博士以及其他有学问的人讲演——关于原子物理、西方建筑、遗传学、伦理学、养蜂等等,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总是这些讲演最热心的听众。”科斯托格洛托夫是长篇小说《癌病房》的主角,作者另一个文学替身。

一切的一切是,他必须活着出来,这一点恰恰无法保证。他写道:“我把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从头到尾回忆一遍后,确信我是本应死在群岛上的。”即以蹲禁闭室为例,他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介绍过它的厉害:“十天十夜!要是在这个牢房里把这十天十夜老老实实地蹲满,这一辈子的健康就算完蛋了。你会害上肺病,住一辈子医院。要是蹲上十五天,那就躺在黄土里了。”索尔仁尼琴本来也要去蹲,幸运的是需要排队,没等轮上,他的刑期满了。

他活着出来了,带着观察和思考,以及凭天神般的记忆力默默记下的一切,走向人生的下一站: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的流放地。他得到的待遇是“永久流放”,“永久流放”与“终身流放”的区别是:“如果是终身流放,那末至少死后可以把棺材运出来,而永久流放想必连棺材也运不出来。即使太阳熄灭也不得返回,因为永久比太阳的寿命长。”虽然如此,躺在流放地冷硬的床板上,他已经幸福得热泪盈眶了。

他有勤做笔记的习惯,在军旅里就记下了多本战时笔记,但在劳改营,纸笔属违禁品,即“不能持有已经写好的东西(除非是关于斯大林的颂诗)”——作为对照,沙皇监狱不乏书斋气息,犯人经常在里面奋笔疾书,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索尔仁尼琴必须另想办法,比如“把自己的思想编成押韵的短句以便于记忆”,因为,“记忆是唯一能够窝藏东西的地方,把写好的东西藏在记忆里,就可以带着它躲过搜查,通过解送队。”说说容易,做来难以想象。通常,索尔仁尼琴“每月都要把已经写好的全部诗从头背诵一遍,假如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时发现它跟我特别记住的那一行不一致,那就要一遍一遍地从头开始检查,直到‘追回’那几行从记忆中滑脱的诗句为止。”到他刑期结束,他记下的诗句已有一万二千行了。——但丁的《神曲》共有一万四千行。他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读者:

 

一个摆脱了繁琐而不必要的知识的囚犯,他的记忆的储存量大得惊人,而且还会不断扩大。我们对自己的记忆所给予的信赖远远不够。

 

当然,他也提到了这种方法的不足:“所写的诗句背得烂熟了,就再也发现不了其中的优劣,无法提高了。”

而今,在这个四顾茫茫、举目无亲且搜查人员随时可能破门而入的流放地,他第一时间投入了写作。一手拉扯他长大的母亲,战争时期陷于敌占区,于贫病交加中孤独死去,妻子也在他入狱后离开了他。与此同时,恶性肿瘤在他体内恣意胡闹,试图比秘密警察腿脚更快地把他永久倒。他还在劳改营时瘤就出现了,他甚至倒霉到这种程度,“正是在预定给我作手术的前一天,外科医生扬琴科被逮捕入狱。”由于之前治疗上的野蛮和耽误,医生断言他只有三可活他还能做什么呢?下面这段文字,悲苦之情无以言表:

 

在医生们许诺给我的这最后几个礼拜,我仍不能逃避到学校工作,可是我连续许多个夜晚,由于疼痛而彻夜不眠的时候,急匆匆地、零敲碎打地写个不停,把纸页卷成筒形,把一个个小纸筒装进香槟酒瓶里。随后把酒瓶埋在自己的菜园里。1954年新年前夕,我去塔什干准备在那里升天。

 

不可思议,仿佛耶稣的手轻轻拂过他的面门,他康复了。他仍需接受化疗,但的确是康复了。身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叩谢天恩,承接神启,领受天命。“归还给我的生命,从这时起在完全意义上说已经不是我的生命了。它被注入了新的宗旨。”他终于确信:作为人间地狱的幸存者兼见证者,诚实地写下自己看到并思索过的一切,就是生命的全部。

一种宗教般的澄澈进入内心,一种使徒般的坚韧注入笔端。讲述地狱的苦难,使后人不再重蹈类似苦地,正是20世纪福音书的应有之义。他恭领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而训练有素的数学头脑,又赋予他一种诚实的天性和对明晰事理的信仰,他笔下每一个推断,都接近一道数学上的证明,拥有令人折服的严密性。这位性喜写大部头著作的作家,正如一位传记作家所说,“从不说废话。”(他自诩“我的文字没有不重要的。”)传统文人身上屡见不鲜的诸般习性,如虚荣、夸诞、造情等等,均被他抖落干净。他没有时间自悲自悼,自弹自唱,《古拉格群岛》叫人大感震惊的是,这个最有资格发发牢骚的苦命人,实际上无怨怼。他坦然告:

 

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

 

作为一名“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理查德·波斯纳语),他有着更为切峻的职责;为远离可能的迫害,他首先得与掌声绝缘。他知道,既然决意秉笔直书,就很可能无望在生前看到作品的出版。他必须同时做好两件事:拼命写作,舍命护稿。为此,他需要掌握如下技能——

得考虑手稿的“体积”,以便保存和转移。他擅长写一手类似蝇头小楷的“籽”字,可以在薄纸上“写得密密麻麻,行距很小,不留页边,而且正反面全都写满”。为避人耳目,他必须杜绝交游,过一种纯粹的隐士生活。出于对邻居中好事者的恐惧,家中的窗帘必须始终拉紧。他当时还在一所中学里担任数学和物理教员,他必须装傻充愣,“从来不表现出自己有广泛的兴趣,总是装作对文学一窍不通”,同时“在任何恣意妄为面前总是俯首帖耳,对任何愚蠢行为永远心安理得”。示人以熊样,内心却心雄万夫、壮志凌云。为了手稿的安全,他还得从寒碜的薪水里抠出钱购买照相器材,以便把作品转化成缩微胶卷,只要可能,就把它们出国外。尽管如此,长篇小说《第一圈》的手稿仍然被抄走了,他痛不欲生。他说过,“只有克格勃机关、只有苏联政权从肉体上不能容忍他们不喜欢的哪怕是一页纸自由地运送出去。”

请记住他的形象:

 

我就像深水鱼,整整十五年来清醒地躲在劳改营、流放地和地下深处,从来没有暴露自己,在为人和处事方面从来不敢犯任何一个明显的错误。

 

实际上,他仍然随时做好再度入狱的准备。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5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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