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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日志

 
 
 
 

旅游中的错误  

2015-01-06 09:45: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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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有类似体验:打开微信,惊觉朋友们都在户外游玩,尤其在某些出行旺季,我的手机像个风景明信片展示厅,在北极的、在北美或中美洲的、在南亚的、在北非的,纷纷晒出令人羡慕的风光照和自拍照,我的大脑必须不断换算全球各地的时区和季节,才能跟上朋友的行踪。作为对照,那些仅在周边地区自驾游的朋友,可能都不好意思晒出照片。

当然,通过微信朋友圈了解国人旅游动向,不是个好办法。除了样本太小之外,只在出行时才阵发性晒图的朋友也不在少数,我们得出的印象难免有点夸张。好在我们还有别种渠道,尤其是黄金周期间各旅游景点人满为患的大量报道,足以让我们意识到:祖国还算广博的旅游资源,已经满足不了国人日益增大的游览胃口了。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照片: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以静物方式陈列着,像灾难片里末日出逃的场景;西湖边、泰山上的游客常以秧苗的方式竖插着,还免不了遭受挤压。粥少僧多成了当今旅游业的现实困境,似乎仅仅为了安抚国人旺盛的旅游需求,我们也有必要呼吁NASA和中国国家航天局做点什么,为我们在太空开发新的星际旅行空间。

照片上那些挤挤擦擦、为了上一次厕所常得排50分钟队的人,身份上自然属于游客,但他们能否进入游客的心境,就难说了。他们在黄金周期间的游玩方式,体现出实打实的恐怖,好像正在体验一种新型的“铁人式旅游”,我的耳边不禁想起美国作家爱默生当年下的一个断语:“旅游是傻瓜的天堂。”因为,很难想象有人会对这种游玩方式作过展望:他打算在101日上午抵达泰山山脚,同时却假定自己能够悠闲地爬山,次日清晨还能与二三好友在人迹罕至的山顶看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只能说明他来自火星。在这类旅游中,困窘狼狈及“一切都乱了套”的体验,原是事先注定的,就像11点注定会在1059分之后到来。

那么,我们可以贸然将这些游客(他们为数广大)看成怪物或“傻瓜”吗?恐怕不行。实际上,在有条件选择合适度假时间的前提下,没有人会单挑一个特别糟糕的时间出行。他们不约而同地这么做,只有一个解释:没得选。

所谓没得选,是由如下三项条件合力促成的:首先,他们钱袋渐丰,具有旅游的经济条件;第二,他们的年度休假受到诸多制约,无法在旅游淡季实施错峰出游;最后,国家假日办每年统一定制的各种长假,对相当一部分国民来说,构成他们唯一的出行机会,一旦放弃,将很难找到补偿。过了这个村,未必有下一个店,本着聊胜于无的态度,他们不得不悲壮地随大众出行。于是,原本意味着享受的个体旅行,最终演变成一幕幕“出埃及记”般的群体折腾图。

我是个宅男型自由职业者,对假日办的例行安排缺乏感触。但据我对邻里亲友的了解,再结合网上浏览,一个不容置疑的发现是:除了那些凑巧需要出游的人士,所有人都对“长假”怒不可遏。细究起来,“长假”的命名就大有问题,将原本只有一天或三天的国定假日,通过对双休日的调剂强行说成“三天小长假”或“七天黄金周”,本身就是一个阴险的文字戏法。那个三天或七天,并非来自当局恩赐,而是借助行政命令迫使国民用连续工作十来天的方式积攒出来的。由于大多数国民并未生活在一种幸福感很强的工作环境里(如网上盛传的谷歌办公室),对不少人来说,每周工作五天已是他们的身心极限,如果他们并无出游打算,假日办的例行安排,对他们就是一种计划外折磨。显然,不管黄金周出游的队伍何等浩浩荡荡,拒绝出游或懒得出行的人比例上总是更多,如此,假日办的安排即可视为强行要求大多数人为一小部分人的恣意享乐做出牺牲。我不知道依据哪条民生原则,政府有权实施此项职能。

如果以所谓长假旅游作为考察点,恕我直言,这类旅游热所体现的,主要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是政府的意志,术语“假日经济”已然说明了一切。概而言之,推动这类旅游热潮的,乃是国家的产业规划和经济图谋,风景点上密密麻麻的人流,与其说是热切的游客,不如说是顺从国家号召的人。因此,每当看到风景区里苦不堪言的游客,我的第一反应总是不易把他们还原成游客,他们更像是群众运动的盲目参与者。好的旅游应该体现个体性,与数位好友感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西湖是一回事,与成千上万人同时欣赏断桥残雪则是另一回事,在后一种情境里,你还没搞明白“断桥残雪”是怎么回事,先得担心脚下那座桥会不会因为人多而断。

考察景区门票的变迁,也能说明这个问题,我指的仍是国家的意志。

作为自由职业者,我的出行费用概由自己的腰包负责,很少获得公费报账的机会,对此我当然无可抱怨。话说回来,较之公费出游人士,我对门票问题也会更敏感些。不能说相关部门在门票问题上全无建树,现在免费开放的公园、博物馆日益增多,即是此类“建树”的体现。同时,我也绝非一概反对高价门票,本着尊重市场的态度,对一些由私人投资建造的旅游景点,哪怕收费再高,我也不持异议。比如,对广州附近的长隆欢乐世界,我就是这个态度:不会嫌你贵,大不了我绕道走开。在声称“上帝的自留地”的北疆图瓦人村落禾木,我理解“物以稀为贵”的经济原理,尊重当地无法设置现代居所的难处,对自己花400元睡在一个5块钱都不值的床上毫无怨言,哪怕那张床半夜里把我掀翻在地,我一笑之后照旧重归梦乡,完全没有找老板理论理论的念头。

值得另议的是那些着实费解的门票。比如,我前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纳木错,被告知要支付120元门票,就百思而难得一解。“一解”专指“正解”,而非形式各异的“歪解”“别解”,换句话说,依据任何上得了台面的理由,都无法解释该景点为何如此收费,且不说进入景区之后,你可能还得为了与牦牛合张影而另行付费。天地苍苍,四野茫茫,这块纯由大自然造山运动的伟力一手创造的天然湖泊,其非凡美丽从未仰仗人力之助,我们有权无偿地欣赏它,就像我们有权无偿地在自家阳台上欣赏夕阳、晒晒日光浴一样。因此,美丽不构成收钱的理由,何况,那是一种排斥人工修饰的天地大美。在我看来,这类景点拥有一种神圣的自然产权或共享产权,它不是经济学上的概念,而是文化或诗意人生的概念,类似苏轼当年在《前赤壁赋》里提到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它们“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所共适”。把一个如此天然且天然属于天下过客的庞大景观设成收费站,是一种恐怖的贪婪,一种字面意义而非比喻意义上的“贪天之功”。依这种收费逻辑,我们有理由担心日后会不会征收阳光税——只要技术上可能。我前往观光我国纬度最高、被誉为“东方瑞士、摄影家天堂”的喀纳斯湖,也有同样感触。喀纳斯景区被整修得非常漂亮、干净,景区里的交通设置相当完善,相关部门为景区设置的人行木道,我甚至觉得过于奢侈。不用说,这类精心投资,最终都由游客通过高昂的门票来埋单,我即使不说它们属于画蛇添足,也绝不认为它算得上锦上添花。很显然,人们不是因为这些豪华木道才来到喀纳斯湖的,早在规划部门大举进入之前,喀纳斯的美丽已经存在,它从未祈求规划部门的介入。虽然,政府修条道路还是必须的,何况,那也不是一笔赔本买卖,中国高昂的过路费早已证明一个事实:即使“修路”这项原本属于政府正当职能的工作,也已被异化成了“道路经济”。

门票问题对于地方政府也许只是经济问题,对游客则不然,它常常关乎体验和尊严。实际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收费站,游客自发前往喀纳斯或纳木错观光,可能萌生一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豪迈感受。这类感受即使有错觉成份,也属于美好且值得珍惜的错觉。现在倒好,你在额外支付了一二百元之后,反而得到了大打折扣的享受,原该伴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情,突被一种“叹人流之滚滚,独搔首而无着”的窘境所替代。——如你所知,在地方政府为此类景点作出多此一举的投资之后,闻风而动的旅行社总是迅即作出配合,以便合力将那副天地大美贬为人间滥景。蜂拥而来的游客所目睹的景致,已呈现出某种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特征。

在著名的水乡古镇,由门票经济带来的“不伦不类、不三不四”,更加触目惊心。我曾有幸在地方政府尚未在旅游项目上大举发力之前,去过某些地方,后来又相当不幸地重游过旧地,这使我有条件比较两者的不同。在那些地方尚未得到整体包装并通过一个牌楼式收费站加以整体经营之前,比如湘西凤凰,游客自然地进入了一种当地人的生活,他们在沱江边自在地观赏,与纯朴的原住民自如地交流。没有人特别在乎你的钱袋,你也不必特别管住自己的钱袋。而在收费站设立之后,天可怜见,我们美丽绝伦的凤凰古城,都快堕落成一个负面新闻的集散地了。在江南的著名水乡,如二十年前的同里、西塘、周庄,我也曾获得绝佳体验。妙处在于,你不必把自己当成一个游客,你的最大享受,莫过于体验一种新奇生活,而你总能体验到它。现在要说的是,随着这些原本处于自然形态的古镇水乡突然成为一个外设收费站的景区,隶属于它们的内在美感也随之塌陷。你再也不能随意感受当地人的生活了,你进入了需要一个处处设防的高危地带,每一个看上去有点意思的所在,都可能藏着一个向你收钱的枪眼。门票有时倒也不贵,游客也未必心疼这些小钱,他们真正心疼的,乃是横遭破坏的游览心境。简而言之,当古镇水乡的百姓仍然像先人那样生活时,这些古镇水乡具有真正“值钱”的可玩性,一旦把这份不可估量的美感用门票的方式兑现,古镇反而急剧贬值。结果成了这样,当游客纷纷开始掏钱进入古镇时,他们其实是在替不值得付钱的东西付账,那真正令人心向往之的内涵,已经随着收费站的建立而一去不返。

这些绝非罕见的例子,并非单纯指向门票问题,而是意在说明“为什么说全民旅游热首先是一项政府图谋”,在这些收费项目上,地方政府肯定会在经济上获得短期利益,但旅游作为一项公民权利的特征,不仅没有同步体现,反而横遭挫折,游客更多地充当了“冤大头”的角色。有本书叫《“民主”的奇形怪状》,作者陆人是一位“沙发客”(coush surfer),整天在自己的西安老家接待全球各地从事“沙发旅游”的人士,他经常发现,比国人相对更加有钱一些的金发老外,拒当“冤大头”的意志也远比国人坚定。只要他们觉得价格离谱,哪怕这个景区是号称“世界第八奇迹”的兵马俑,他们照样掉头就走。理由是:他们那里的门票“一般只有五六欧元,大多数自然公园都是免费的”。这是值得尊重的选择:一个有自尊的人,应该拒绝那些伤及尊严的行为,避免任何涉嫌“人傻钱多”的行为。笔者也有不少视尊严如生命的朋友,他们不是一掷千金的豪客,对门票价格倒也谈不上敏感,但他们普遍达成一个共识:若非迫不得已,拒绝进入那些需要收费的景区。他们喜欢驾车出游,用自己的眼睛在大自然猎艳,寻找那些人迹罕至却能涤荡身心、让眼睛一亮的所在。这个愿望很无奈,也很奢侈,并且,他们还必须尽早实施,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景区圈地运动进行竞争。千万不要低估地方政府捷足先登、先占要路津的决心和能力。——我真心希望地方政府把对旅游业的认识和重视,还原到公民权利上来,而不必为自己以“圈地运动”的方式踊跃占据旅游资源的创意而沾沾自喜,要知道,即使是声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代君王,也不曾把纳木错或四姑娘山划归己有。

说起来,当今世界既是一个旅游时代,也是一个瞎玩时代。一方面,旅游的便利大为增加,旅行的装备空前繁荣,一个仅仅去周边景区玩耍的人,也可能开着高性能越野车,置备全套户外行头,浑身上下都是防风防雨防紫外线的名牌装备;另一方面,文化的真正知音、山水的美妙玩家,又所见不多,甚至有日渐寂寥之势。上世纪初,英国作家H.G.威尔斯有感于人口增长和潜在的旅游热,用充满恐惧的想象性笔墨描写了卡普里岛的未来:“整个小岛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旅馆,海面上漂浮着绵延数公里的旅馆带,每天下午都有飞机从空中运来成千上万新来的寻欢作乐者。”这幕场景今人已见怪不怪,并非只在迪拜才能看到。与前人相比,今人的旅游大多具有调剂身心、释放心情的休闲目的,他们的时间很少是充裕的。旅行社招徕顾客的所谓“深度游”,时间通常不超过20天,游客只要进入几个稀罕景地,一般即以为可以摆脱“走马观花”的恶名了。古人由于交通、食宿等方面的诸多不便,日常工作又不以“快节奏”为特色,所以一旦打算外出走走,时间上动辄以年为单位,三个月几乎是下限,如素来不喜旅游的18世纪英国大批评家约翰逊博士,与友人包斯威尔结伴游览苏格兰,即用掉了三个来月。哲学家叔本华早年面临职业选择前,曾跟随父母去英国、法国游玩,一玩就是两年,还从此养成了每天必读《泰晤士报》的习惯。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年轻时游历法国、意大利等地,费时亦旷日持久,当他因国内发生内战而决心中断去希腊和西西里岛的计划、立刻动身回国时,实际上仍然花费了半年时间才回到英国。正是这份时间上的从容悠闲,使他们的旅行散发出美酒般的醇香。他们游历过程中往往不仅游玩了景点,还学会了所在国的语言,甚至,培养出对他国文化的强烈喜爱。哲学家约翰·密尔前往法国游玩时,学会了法语,还跟随某位教授精研了高等数学,同时涉猎了大量法国文学著作。英国人阿瑟·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正好在法国转悠,他的游玩是如此深入,以致大革命爆发时,他差点由于头上没戴帽徽而被一群情绪激昂的村民扭送进监狱。好在他已经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法国通了,他耐心地与这些村民交谈,还与村民们一起高喊当时最时髦的口号“第三等级万岁”,终于得以脱身。他的《法兰西游记》现已成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学者的宝贵材料。托克维尔的杰作《论美国的民主》,也是作者周游美国的产物。他曾写道:“一个外国人,在接待其来访的主人的炉边,往往会听到一些重要的内情。关于这种内情,主人可能都未向他的亲朋近友透露,而保持必要的沉默;但他不怕向外国人表白,因为外国人马上就会离开。每听到这样的秘闻,我随即记录下来。”这本书如此光彩夺目,原因部分在此。西方文化对旅游的注重,确有中国人所不及处,古罗马人即经常外出旅游。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转述了一个趣闻:1862年,穷困潦倒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不断地给王室和国会写信,请求政府拨款使他能到南方去旅行,这些信今天读起来真是哀婉动人。他终于得到了一笔钱,在随后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即18641892年,他离乡背井,在罗马、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生活”。

相形之下,中国古人的游玩,大多属于仕宦途中的“假公济私”,古人留下的大量风景诗文,作者往往凑巧在当地为官,如白居易、苏轼之于杭州,柳宗元之于柳州等等。但值得认真听取的旅游见解,也绝非少见,著例如苏轼胞弟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在这篇用意鄙陋的文章里,苏辙以“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为依据,提出了宏大的旅游见解,诸如“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等等,听来倒与英哲弗兰西斯·培根的建议颇为吻合。培根在《论旅游》一文中曾写道:

 

应当参观的事物有君王上朝,尤其是接见使臣;有法庭审案;有宗教法庭;有教堂和寺院及其遗存的历史文物;有城墙和城堡;有海港和商埠、古物与遗迹、图书馆、学院、答辩、演讲(如果有的话);有航运与舰队;有大城市附近的雄伟建筑与游乐花园;有军械库、兵工厂、火药库、市场、交易所、货栈、马术训练、剑术、军训,等等;有上流人士喜欢光顾的剧院;有珍藏的珠宝衣物;有精品陈列与稀世珍藏。总而言之,是所到之处的任何值得纪念的事物。

 

倘以苏辙、培根的旅游观为标准,今人的旅游确有“傻乐”之嫌。不过,这种比较并无必要,别忘了,培根、弥尔顿等人出行,通常还带着仆人注重旅游的深入性总是有好处这种好处有时还会以意外的方式给你回报。罗斯福总统二战时听取乔治·马歇尔某个作战计划时,即以自己“曾在波恩和法兰克福地区骑自行车旅游过”因而“熟悉那里的地形”为由,批准了那个计划,该计划最终获得了成功。如果他当年只是走马观花,跟着导游手册欣赏几座著名大教堂,这场战役是否得以实施,或许就得另论了。

不管你是出于增长知识和见闻的古典目的,还是出于休闲、购物、健身、释放心灵的现代目的外出旅游,要之,你都是在享受一项现代人的正当权利。这项权利不应成为国家“假日经济”和“拉动内需”图谋的牺牲品。虽然旅游难免消费,但消费乃是旅游的附属目的或必要代价,政府部门不应对它竭力瞄准,过度利用。此外,旅游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也是一个虽然重要但通常说了白说的话题,对此,我只需引用华盛顿·欧文的一句话就可以了。他也是一位老资格的旅行家,19世纪初曾游历英伦,留下了著名的《欧文见闻录》,他在书中批评英国报刊纵容旅人对邻国的歪曲性报导时,写道:

 

一个民族的所作所为,逃不过千万个目击者的眼睛,一个国家是荣耀还是耻辱,由他们共同为证。

载《同舟共进》2015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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