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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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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红学之困”的成因  

2013-12-12 10:13: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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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125日),《东方早报》文化版以三个半版面的篇幅,聚焦“红学的当代困境”。我读完时,窗外已是满天尘埃,一场惹人不安的大气污染,正突袭上海。一个疑问遂不请自来:间歇性的都市雾霾不日自会散去,世纪性的红学雾障,何时得见云开日出?

以《红楼梦》之伟大,注定了“红学”不该有“困”,故“红学之困”不等于“红楼之困”。《红楼梦》是一部值得学者倾尽毕生心力的作品,她近乎无穷的丰富多样性,定将给予研究者源源不断的回报。西方文学界也是如此,在莎士比亚研究中误入歧途的学者何止百千,但“莎学”作为一门文学课题的经典价值,光芒恒在,断不致随泥沙而俱下。就此而言,讨论“红学之困”时避免伤及“红楼”,应是一个必要分寸。须知“雪芹”之名原具“出淤泥而不染”之意,蹩脚研究者制造的大量糟粕,焉能损其分毫。

也许有必要重温一个常识:一位作家过于伟大,就必然会衍生出大量八卦研究和愚蠢致敬。此乃人性使然,对大自然也是如此,比如,盛行于世界各地的太阳神话,今人固然不妨以宗教和文化的名义善待之,原其初始,不过是些太阳八卦而已。西方文学的至高远祖荷马,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纪时,就催生出八卦热,接连有七座希腊城市声称是荷马的故乡。作为对照,当代红学家则为曹雪芹的祖籍奉献了“武阳”“乳山”“丰润”“辽阳”等诸种互不相容的意见,让人不知该钦佩还是轻视他们的努力;倘钦佩过度,他们或许抖擞精神,再贡献出若干可信度不足5%的假说,把所有人弄傻。

说到“愚蠢致敬”,《伊利亚特》里出现的一份船舶清单,早在苏格拉底时期就被笃信不疑,伟大的改革家梭伦通过吟诵荷马诗句,甚至赢得了一场诉讼。——这类笃信和吟诵算得上文学研究吗?当然不算,站在文学角度,它们概属“愚蠢致敬”。在现代中国,最有资格享受“八卦研究”和“愚蠢致敬”的人物,非曹雪芹、鲁迅莫属了。这是文学伟人特有的副作用,寻常作家还不配受此折磨,所以,我们对于红学家制造出的海量八卦(它们无不伪装成学术的样子)最好看开点。同时认定,八卦研究就像空气中的细菌,不足道也不可免,它们固然不属红学研究的正道,但也无伤大雅,无关宏旨。如刘心武先生独家奉献的“秦学”,至少还有聊博一哂之功。

结合我对“红学之困”专题的阅读心得,兹斗胆归纳红学之困的三大病因:一,与权势挨得太近;二,可疑的衙门习气;三,与文学隔得太远。

现代红学的奠基者,理应公正地归于王国维、胡适等人名下,但红学在他们手上并无困厄,相反,他们还是红学兴盛的助推者。作为一种困境的现代红学,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背景充满了政治性。86岁高龄的李希凡先生,他在1954年与同学蓝翎合撰的两篇红学文章,引发了毛泽东的极大重视,这种重视,必然伴有挟雷裹风的运动式战略,眼光也必然是政治性的,俞平伯先生随之应声而倒,不过是这场运动的小小前奏。89岁高龄的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虽然年近半百才涉猎红学,但他写于1973年、以北京市委写作小组之名“洪广思”发表的《〈红楼梦〉是部写阶级斗争的书》,仍然与权势挨得太近。类似性质的檄文(它们的确更适合称为檄文而不是文学评论)一度层出不穷,以一种大跃进的方式哄抬了现代红学,也预示了该种红学的困境。

“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于1980年,它虽然不是一个政府机构,奇怪的是,人们的印象并非如此。一位青年作者被问及为何不敢公开表达红学异议时,答说:“我人微言轻,不敢接触这些论争。”听上去就像村民不敢冒犯村长。坊间甚至有过这种传闻:“新版《红楼梦》需要让红学家审核剧本,不通过就不盖章,不盖章就没法拍。”可见,红学会虽然不是衙门,但它确实曾被看成一座衙门。不知红学界人在拊掌大笑或拍案痛斥之余,可曾有过些许羞赧。毕竟,学者的荣耀无须借两尊石狮子来彰显,真正的狮子也不会借一身将军戎装来衬托威严。衙门之于文学,连鸡肋都不如。

笔者虽不时写点文学评论,读现代红学家的文章,却很少萌生同行之感。他们进入红学界更像是误打误撞(不少人也确实如此),他们从事研究的方式要么像田野考察,要么像摩挲实验室试剂,我总疑心他们穿着白大褂。他们对于曹雪芹家世及生卒年月的考证永远兴致勃勃。的确,欲进入红学界,同时又成功地规避更耗心智的文学研讨,再没有比整天考证生卒年月更方便的了,正如欲减少脑力劳作同时又营造伏案工作的假象,再没有比整天趴在书桌上誊抄《十三经》更凑趣的了。已故红学家周汝昌表示,自己“用于研究《兰亭序》和书法的工夫一点儿不比《红楼梦》少”,让人哑然,这也太挥霍、太无视效率了,一篇《兰亭序》连四百字都不到,钱钟书曾一瞥之下,就指出其中大量文理错乱之处。若干红学家在琐屑考证方面体现的澎湃动力,或许折射出他们文学意志上的慵懒,而红学首先是文学。

红学之困的成因里已然包含了脱困之道,纠正南辕北辙的方式恰是南辕南辙,即:远离权势和机构,回归私人热爱,回到文学本身。倘如此,红学何来困厄?

载《东方早报》2013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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