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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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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状最大功能是颁给不配获奖的人  

2011-08-28 10:14: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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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年的公共话题中,围绕各类荣誉奖项引起的争议,总会占据相当比例。仅在最近个把月里,我就顺眼瞄到如下争议:以言词大胆、犀利著称的某著名神经生物学家,愤然宣布今后不再候选中科院院士;各省作协主席大举入围某文学奖;稍早前还有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共和国脊梁奖”。
初算一下,世上大概只有三类奖项不易引起争议,一类是奖励孩子的,一类是竞技体育的获胜者,另一类是具有冷僻专业属性的,比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几乎从来不会引起大众非议。有一句教育学格言是:对孩子,鼓励永远不是多余的。因此,只要别太出格(比如弄出个“五杠少年”),针对孩子的奖励最不易惊动视听。竞技体育不仅关联着我们强身健体的内在需求,其评判标准通常也最为公正:每个现场或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在第一时间看到那个家伙率先撞线,那还有什么话说?大家起立欢呼罢。
当然,个别深思熟虑之士,也会另持异议,古希腊雄辩家伊索格拉底在《泛希腊集会辞》里曾质疑道:“我时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人认为体力上的成就应当获得那么大的奖赏,而对于那些私下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勤劳的人,为了能有助于别人而锻炼自己的心灵的人,他们却不给予任何的荣誉。其实人们应当特别关心他们才对,因为即使那些运动员获得了双倍的体力,别人也不会生活得更好;而一个人有了很大的智慧,所有愿意分得一份他的智力的人都能得到好处。”——这个见解很对,可惜无法操作。因为,一个拥有“很大的智慧”的人(姑且假设是苏格拉底),无需胸前佩一块金牌也能使他人“分得一份他的智力”,而一个拥有“双倍的体力”的运动健将,若不在第一时间给他颁奖,人们不仅无法从他“四肢健壮的青春”(品达语)中得到激励,他本人也会永久失去获奖的机缘。苏格拉底固然伟大,但这份伟大并不依赖一个金属吊坠来确认;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在精神或思想领域达到崇高之境时,获奖极可能是多余的。
这一点,即使拿大家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来举证,也未必不能成立。虽然诺贝尔文学奖经常遭人非议,但平心而论,它仍不失为当世最具权威的文学大奖。若我们进一步探询,还会心生遗憾,拿诺贝尔奖错过的大师与获奖者并置一处,人们简直要说,那是两个不同的级别。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证明了一个残酷法则:如果一位作家优秀到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人的程度,那么,他就一定会错过它。
我无意讽刺诺贝尔评委,他们已经做得够好了,至少,没有第二个文学奖,曾做得更好。记得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曾互不买账,托尔斯泰甚至对莎士比亚都颇有微词,可见,即使把这些超级文豪请上评委席,也不见得评出更经得起文学史检验的人物来。我从中获得的启示是: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保持一份礼节性尊重就可以了,不必太过当真。
“假若您坚持不断地写作和发表作品,您将很快发现,作家能够获奖、得到公众认可、作品畅销、拥有极高知名度,都有着极其独特的走向,因为有时这些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降临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这是巴尔加斯?略萨写给青年小说家的告诫,当然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相信,在他获奖之后,说法会有些微调,但我宁可他坚持旧说,同时把自己的获奖视为例外和老天开眼。
“伟大的作家可以说是国家的第二个政府。为此,没有哪个政权喜欢受人爱戴的伟大作家。它们只喜欢二流的。”我相信,当索尔仁尼琴这么说的时候,他心目中的伟大作家,应该兼指那些具有知识分子品格的人,也许与萨义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暗合:既不取悦政府,也不取悦反对派和民众,坚守一种“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在萨义德看来,秉持这种“业余的良心”,也就注定了“不受奖赏的”命运。结合权力厌恶监督的本性,此类“不受奖赏的”命运不仅会出现在专制极权国家,在民主制国家也不会例外。你能想象克林顿向那个死命调查自己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颁发一个“脊梁奖”吗?当《纽约时报》的记者决意披露布什总统的一项秘密指令从而揭露总统滥权时,该记者受到的官方待遇,乃是一张司法传票。好在,那位记者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一项非官方荣誉,奖金不多,却最大程度地捍卫了脊梁奖的本意,如果非要用“脊梁奖”这三个字的话。而以官方名义颁布的精神性奖项,不用问,其结果定然无限接近索尔仁尼琴的设定。
奖状最大的功能,大概就是颁给不配获奖的人。我们都熟悉这号人物,谁也不觉得他有何值得挂齿的成就,但他偏生有此能耐,可以在自我介绍栏里罗列大量获奖证书。厚道点说,让他们获奖,才能使奖项的激励效能臻于极大,因为离开了奖状,他什么都不是。反过来,谁又会在乎卡夫卡是否获奖呢?
包含巨大学术和精神荣誉的奖项总会附带着我们对于公正的渴望,鉴于太多的奖项明珠投暗(国人为此年均至少遭受三次沮丧),吾人的公正感已有衣不蔽体之忧。既然那些家伙懒得把奖项弄得好一些,他们若能把奖项弄得少一点,就不失为一种仁慈了。要不,就偷偷摸摸地干。对那些具有兄弟分赃特征的颁奖,我是从不敢要求程序公开的,既然他们分赃的意志不可动摇,那么,偷偷摸摸地干,总好过明目张胆。在现阶段,这两条狼狈至极的建议,倒不失为应急之策。更狼狈的是,它仍然像煞一种无助的祷告。
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28日
标题系编辑所拟,虽嫌直露,但至少好过我原来那个过于平淡的题目《关于奖项的两条建议》,遂窃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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