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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日志

 
 
 
 

到底什么是剽窃  

2010-08-15 09:14: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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剽窃,天然具有灰色地带,这是由文字世界的复杂性所夹带的无奈风景。实情是,一个老练的剽窃者,非常可能摆脱剽窃指控;那些最终认定为剽窃的文字,或多或少反映了作者的笨拙。
汪晖抄袭一事,聚讼纷纭的程度已经趋于滑稽,究其原因,与讨论者的自说自话有关。一方手上的铁证,在另一方眼里竟变成“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无论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沟壑之深,超出了一个概念所能派生的歧义空间,以至人们无法相信,双方正在讨论同一件事。
实际上,我们手上尽管没有剽窃测量仪,但只要把握了核心概念,弄清剽窃与合理复制的界限,并非难事。为此,如下三个核心认知,迫切需要得到正视。
一、将剽窃与学术失范挂靠,好比把小偷解释成肢体语言不规范
学术规范,林林总总,但与剽窃相关的,只是涉及引用的那部分。在不考虑欺诈式引用的前提下,引用的常规职能无非两项:1,把别人的文字还给别人;2,声明这段文字不是我的。另有一种“炫耀”式引用,不在讨论之列。说到如何引注,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李普森教授可以撰写厚厚一本书,但那针对的全是职能1,如何把东西还给别人。邮递员把包裹送到你手上,还是胡乱放在楼道里,当然反映出该邮递员职业素养,但即使扔在楼道里,也足以表明他不曾窃为己有。同理,最不到位的学术引用,也不会引发剽窃。所谓最不到位,好歹也需要一个引号,或一句“有人说”,饶是如此,引用者也完成了职能2,声明这段文字不是我的。如此引用,学术规范上固然相当差劲,但就摆脱剽窃而言,作者已无懈可击。剩下的所有问题,都不再与剽窃有关。倘若我们看到的那段事后证明出自他人的文字,当时长就一副与原创文字毫无区别的容貌,那就谈不上引用失范了。因为,人们根本没有看到那个归还动作,结合学术著作中凡未经告知出处的文字都理所当然属于原创的认知,让引用在最该出现时缺席,只能视为私自藏掖。藏掖与归还,一如缺席和出席,动作上正好相反,岂可混为一谈。
结论是,最不规范的引用,也不会带来剽窃问题,除非引用中出现了别种欺诈。
二、“欺诈性”是剽窃的核心构件
并非所有疑似复制的文字,都会被说成剽窃,美国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教授在《论剽窃》一书中为剽窃下的简明定义是:欺诈性。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从貌似复制的文字里看出欺诈,方可做出剽窃的判断;一旦欺诈不存,复制的文字再多,也未必与剽窃有染。比如,当已知作者正在从事无需“接受原创性的评判”的写作,类似教材编写或文学上的戏仿体、集锦诗,他就有望逃脱指控。另外,一段卑之无甚高论的文字,一节尽人皆知的资料,一句诗人名句,无论是否说明来源,都不会派生剽窃,理由是,根本没有受骗者。
相反,一段精彩的观点,一节珍稀的资料,一个足以彰显作者渊博学识的脚注,在作者未曾明示或暗示引自他人的前提下,日后却被揭出自他人,欺诈即告显形,剽窃也随之成立。因为,在此之前,人们曾相信那是一部经得起原创性检验的学术著作,人们曾怀着质朴之心,确信其中未标出处的优秀表达,全都出自作者的卓越头脑,人们购买并阅读它,也是出于这个。作者隐瞒了它,不仅让自己获得了不配获得的智性收益,还让读者承受了不该承受的智性和经济损失。
欺诈之有无,是判定剽窃的唯一依据。这不仅是波斯纳的观点,也是李普森的见解,他说:“错误地表述别人的语句或观点,使之变成你自己的,这就构成了欺诈。”
三、结合欺诈的程度及后果,才能评判剽窃者的责任
剽窃未必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罪过,但通常,它会被视为一个特别丑陋的罪过,也会可能遭致过分的谴责。所以波斯纳提醒我们,“剽窃的问题需要冷静的评价而不是强烈的谴责或者简单的辩护”。
从手法上讲,简单粗暴的剽窃与帷幕重重的剽窃,危害性是不同的,手法隐蔽的剽窃,需要相对严厉的处罚,以儆效尤。一个对作者名誉提升不大的剽窃,与一个可能大幅提升其声誉的剽窃相比,危害性也不宜等量齐观。有时,仅仅把二手资料伪装成一手资料,危害性都可能超过大段无趣抄袭。因为对出处的隐瞒会诱使别人对他作出不合实际的高估。另外,一篇博士论文与一篇只不过发表在报刊上的寻常文章,危害性也有所不同,后者的危害性是可控的,前者往往导致一连串后果,而假如该论文的剽窃在答辩阶段即被发现,这些后果就不会发生。同时,还得考察剽窃者所获声誉里是否包含对同行竞争者的不公(通常总有一些),如果剽窃者借助剽窃作品获得了巨大声誉和不菲收益,与他处于竞争关系但学术行为端正的同行,就会承受不公。读者和出版社的损失,也是题中之义。我们只要考察出版社和读者在事先获知抄袭时,是否还会出版或购买它,就明白了。至于学生和相关学校蒙受的教育损失和名誉损失(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曾高估了这位教授),同样应该纳入考察。
回到当前,围绕抄袭的争论已反应出如下事实:有人丧失了剽窃的基本感知力。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争论还不得不在媒体上展开,则一方提供再多证据,也无济于事。对剽窃的争执确实可能引发派别之争或政治斗争,这在美国也不例外,如波斯纳所说,虽然“绝大部分作家、教师、新闻记者、学者以及甚至一部分公众都把剽窃视为首要的智识性罪恶”,但美国的“左派人士——他们主导着美国的知识界——对剽窃持有较为缓和的态度”,他们可能出于具有“后现代主义”风味的理由,竭力为自己同阵营的人士开脱洗涮。这种情况虽然谈不上正常,至少还在忍受之列,但假如一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在对待剽窃时竟然大范围丧失常识判断,那就连忍受都谈不上,旁人只能目瞪口呆了。
好在,对待剽窃,最终还是取决于公众的良知,也就是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一书里确认大家都有的那种东西,他说:“我们称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本来就是人人均等的”。波斯纳教授虽然对美国剽窃者古温德女士在一拨左派人士辩护下迅速恢复名誉一事耿耿于怀,但他还是告诉我们,“这不能掩盖她的罪过。”他嗣后还提及了剽窃者可悲的“次等属性”。不太有趣的是,波斯纳教授还多次提到,出于学科的特殊性,在学术界里,法学是相对最漠视原创性的,法官自身的剽窃问题,不比任何学科来得少。结果遂极为讽刺:在涉及剽窃时,人们最该信赖的法官群体,也许成了最不值得信赖的人。我们还是应该坚信,被讽刺的不会是学术本身。
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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