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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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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思维的首恶是愚蠢  

2010-06-13 09:23: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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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这是令人心痛的韩寒式妙语,出乎直觉而立足经验,貌似愤激之论,却与哲人高见不乏偶合处。
汉娜?阿伦特在《精神生活?思维》一书中,区分了两种思维法,一种是西方人的“语词思维”,另一种是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她说:“形象思维始终是‘具体的’,不可能是推理的。”阿伦特口头上承认“中国哲学能与西方哲学相提并论”,但在具体分析中,则把中国式思维排除在她认可的“语词思维”之外。“使我们区别于中国人的东西不是理性,而是语言”,她说,理由是:“所有纯粹的逻辑思维过程……只能借助词语才能完成”,而且,该词语只能是拼音文字,不能是象形文字。当她写出“不容置疑的是,如果希腊人最初不借用和改造腓尼基字母,那么就不可能有哲学”时,她至少在哲学层面,否定了中国式思维的价值。
不管认同还是反对,我都没有能力接续阿伦特的话头。但反思我们的思维传统,先哲中以条理清晰、逻辑强悍见长者,确乎寥寥。钱锺书在提及“贾谊文章大抵恁地无头脑”时,曾引用《儒林外史》里的一句话,“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并感叹道:“先秦两汉之文每笋卯懈而脉络乱,不能紧接逼进;以之说理论事,便欠严密明快。”我们知道,“先秦两汉之文”代表着中国思想史的高峰,峰顶尚且如此,山腰山谷,只怕更不足道。即以钱锺书勉强认可的韩非为例,在他认知的最高点上,韩非堪称亚理士多德的异地知己,那句“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的论断,洋溢着科学求真精神,然细一打量,发现他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将其视为固定不移的原则。比如,依据“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的自然现象,他竟然推导出了严禁百家争鸣的结论(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让人大惊失色。韩非虽然说得字正腔圆,考察其内在理路,不过是些巫术套路。巫术思维的特征是迷恋交感原理,总是通过“相似联想”和“接触联想”等低级别智力活动,将表象上的相似,视如本质上的相同。
站在思维角度,我们不得不感叹自身的贫瘠。我们每天在报刊和网络上接触到的各种观点,不乏以其思维上的愚蠢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鉴于此类愚蠢很少在西方学者身上出现,我不得不认为它具有“中国逻辑”的特征。当然,有关部门不时发布的一些怪诞论据,如“躲猫猫”、“俯卧撑”、“七十码”之类,已经无法从思维层面加以评判了,那里没有起码的常识和理性,只有一种指鹿为马的权力张狂,言外之意是:老子就这么说了,你岂奈我何!——话说回来,假如这些官员的思维能力尚有可取之处,即使找借口,也不至于找得那么傻,除非决意向赵高学风度。
一种思维上站不住脚的说法,为了获得认可,通常总要倚靠一些题外之物。倚靠权力是最常见的,也是最色厉内荏的,比如一边声称自己的观点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致,一边把敌对观点判为异端,以方便自己“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同样常见的则是标举某种意义、境界或价值,诱使读者在认可该种意义、境界和价值之余,把他的毛糙观点囫囵吃进。近日有教授建议从中学教材里拿走《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文,出发点之良善简直让人感动,不仅为了关怀祖国下一代的身心健康,据说还为了体现“现代的法制观念、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可惜,动机与手段之间缺乏逻辑粘连,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出,为什么中学生学了这篇课文,就会“揎拳捋袖、跃跃欲试”?作者既不曾从道理上进行说服,也没有提供必要的社会调查依据,他好像以为,只要自己的愿望足够美好,再可笑的建议也会增光添彩。参照他的建议,在民主国家的诞生地,比如英国,是否早就禁止他们的中学生阅读荷马了呢?我从未听说,我只知道,荷马笔下阿喀硫斯拖着赫克托尔的尸体绕城而走的场面,暴力程度不在《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之下。
不久前围绕汪晖抄袭案产生的大量辩护,也让我们见识了某一类学者近乎崩塌的思维素养。面对这桩只能用一种方式——事实认定——加以捍卫的事,他们仿佛集体喝高了,竟不厌其烦地顾左右而言它。他们频频声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此行文乃是常态,故汪晖只能视为学术失范,不应认作剽窃,与此同时他们一次也没有拿出证据,证明在八十年代有人这么干过。他们大概认为,只要将“这是常态”重复一百遍,艰难的举证工作就算自动完成了。远古巫师在公共场所祈雨时,倒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总是相信一场倾盆大雨,会随着自己的大声嚷嚷如期而至。
强调“思维的首恶是愚蠢”,理由在于,每一种观点都会为自己寻找堂皇的依据,所以,结合“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教训,我们得试着放弃从立场和出发点角度进行评价。他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正义感也许是无懈可击的,道德力量也许是无可怀疑的,但只要在思维的内核露出了蠢相,对不起,一切无从谈起。反过来,我们不妨树立一种信念,坚信一切与正义、自由、善良兼容的观点,在常识上也一定是站得住脚的,也一定不会违背人类的基本理性和崇高情感。
阿伦特谈及中国思维时,曾表示“由于这方面的知识有限,我不能充分地讨论它们”。我认可她的谦虚,以便反对她视汉语为思维元凶的判断。我们虽然不时撞上思维错乱的文字,但侥天之幸,我们也有常识可靠、理性坚定的优秀作者,远的如胡适、陈寅恪,近的如余英时、王小波和后生小子韩寒,他们都用汉语写作。这足以给我们带来信心。
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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