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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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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搞”善解  

2007-07-08 21:23:4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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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东西正在流行,它的俗名与学名尚未统一,人们叫它“恶搞”。——听上去不像个好词,我们有理由担心从中刮出一股股黑旋风来。

啥叫恶搞呢?

依我小见,恶搞首先是一种模仿。恶搞必得先有一个对象,方可把“恶”意指向它。恶搞者的原则是:指鹿不说马,指桑不骂槐,笑“馒头”无关水饺,嘲“夜宴”不涉早餐。模仿,正是为了锁定目标;锁定,恰是为了集中火力。

仅仅模仿当然不够,按西方美学的经典说法,艺术本身就源于模仿。结合中国古人的见解,模仿中还可分出“神似”“形似”之别。可见,使模仿蜕变为恶搞,中途还得借助其他手段的辅佐,如夸张、变形、篡改、肢解、重组等。否则,“恶”字无从体现,“搞”字难以着手。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只要模仿中充斥明显恶意,且指向明确,就可判定为“恶搞”?好像也不是。

西方美术史上有两件众所周知的作品:“带抽屉的维纳斯”和“有胡子的蒙娜丽莎”,模仿的对象均是旷世杰作,模仿者也非等闲之辈,分别是达达主义的领军人物达利和杜尚。表面上看,作品的恶搞趣向非常鲜明,已臻明目张胆之境,但现在不仅没人说他们“恶搞”,两件作品还被供奉为现代派美术名作。更有代表性的例子出现在文学中,在写作《堂·吉诃德》时,塞万提斯充满着对当时盛行的骑士文学的仇视和不屑,故作品中的模仿不仅露骨,还非常恶毒。但毫无疑问,《堂·吉诃德》与恶搞无关。对这部作品,我们除了把她视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经典之一,别无二话。

赫兹立特是这样提到英国随笔大师兰姆的:“兰姆先生模仿古英语的文风,是惟一一个我读之甚悦的;他的心里充满了创作的激情,以致模仿的痕迹荡然无存。”根据这个指点,我有望找到区分恶搞的有效拐点:使恶谑性质的模仿摆脱恶搞之名的惟一原因,在于作者是否“充满了创作的热情”,而不是其他。达利、杜尚或塞万提斯、兰姆,他们无一缺乏讽刺的激情,对目标的锁定也态度坚决,作品的影响力更是巨大,但他们还同时具备旺盛的创作热情,作品遂从恶搞的藩篱中成功突围,羽化登仙。

“恶搞”中有游戏精神,无创造热情。所谓创造热情,也是作品力求摆脱模仿物,在艺术合法性上寻求单独存在的朱红印章。不幸的是,恶搞是依附型的,寄生性的,离开了被嘲谑的对象,它无处立足。于是,取代创造热情的,反倒是一种牺牲精神,目的是让作品成为炸药包,与对象同归于尽。恶搞区别于艺术的本质在此,它只有消解的欲望、讽刺的居心和狂欢的乐趣,却没有自我飞升的追求。恶搞者旺盛的游戏精神,不是作为创造欲的补充或营养剂,而是直接体现为游戏本身:除了搞死你,恶搞者别无抱负可言。若有,也与艺术无关。

上述特点构成的合力,不容低估。正因为恶搞者能在涎着脸的同时,怀揣玉石俱焚的决心,这使得恶搞可以汇聚全部的敌意;与此同时,恶搞者又可以摆出一副“只是开个玩笑”的表情,作为一种恶谑,恶搞便在讽刺效果上显现出残忍性。恶搞者不在乎扬名立万,他甚至愿意匿名发布作品,这使得恶搞有条件对他人形成召唤和邀请,并最终构成某种啸聚山林的群体能量。作家的讽刺通常是在书斋里独自进行的,读者只是一个阅读客体,两者间通常并不要求互动;时下多以互联网为策源地的恶搞,离开了充满主体意识的参与者,简直不配被称为恶搞。一个无人参与并喝彩的恶搞,就像一部根本没有执笔的小说,我们可以当它不存在。

看来,恶搞是一种自发的群体性社会批评。其中有自发的民间正义,也可能充斥着自发的民间蒙昧。对于被恶搞的“那一个”来说,他可能找不到有效的抵抗方式。不管那是活该还是无辜,我对他的同情都是无以复加的。在恶搞面前,“那一个”必然孤苦无依,如果他有历史感的话,说不定他会想到垓下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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