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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日志

 
 
 
 

鸟儿已经飞过……  

2005-01-02 13:08: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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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决心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七卷本巨著《追忆逝水年华》重温一遍时,内心既激动又惶惑。因为,虽然阅读必然会再度获得那种“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度闻”的通灵体验,考虑到它的马拉松性质,我得亮开架势,作好长途跋涉的准备。路途并不艰险,普鲁斯特可没有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体现出的那副欲让天下读者“显出一脸蠢相”(荣格语)的态度,也没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热衷于向可怜的读者逐层展示手中那柄灵魂手术刀的锋利,不,他只是一如既往地沉浸在悠远绵邈的追忆之中,沉浸在对“小马德兰娜点心”或镶嵌在斯万夫人华丽外套衬里内那如同“大教堂中离地八十英尺高处的栏杆内侧所暗藏的哥特式雕塑一样”繁复的“上千条缝纽制作的细节”的超自然萦索中,并想当然地认定读者也同样具备这份纤微和感性,而读者(比如我)事实上却不知所措。他的语言华丽而精准,意境飘忽而清晰,可以融分析的理性和超验的感性于一身。我第一次读《追忆》曾费时半年,这是正常的,一座作者前后花了十六年方始臻就的时空庄园,不适宜用竞技体育的方式一鼓作气地跑完,不然,它会当真讽刺性地成为一面这样的文学之镜,你只是自以为在其中留下了影像,镜子对你却是一点记忆也谈不上。对我来说,每读完一卷便仿佛翻过一座山头,有理由稍作歇息,以移目骋想,或用一些别的读物稍稍调剂一下已经略显急促的心跳。于是,我拿起了当代奇士余纯顺先生的遗著《孤身徒步走西藏》。
没有人比普鲁斯特更远离余纯顺了,不仅两人身世全无可比之处,感知世界的方式也是南辕北辙。对普鲁斯特,他只需睡在家中,只需变换几个姿势(因为“新的姿势产生新的记忆”),就可诱使三生石上所有精魂“从一杯茶中脱颖而出”。因此,这位体质羸弱的高敏度天才,事实上是以足不出户的方式建造着文学的巴别塔,他心中既独有烟波浩渺的三万里心路,自不必多此一举地再去体验鞍马之劳、孤馆之寒了,正如对于独具一双洞幽烛微之天眼的豪尔赫·博尔赫斯,失明与否也已不妨碍他自由穿梭于“交叉小径的花园”一样。说到余纯顺这位天生的步行者,如果他没有在1988年7月1日那天跨出“孤身徒步壮行全中国”的第一步,如果他依旧呆在上海狭窄屋檐下的话,则注定是凡俗之辈。显然,世上自有一班天才,他们的惊世成就仰仗于某种不同流俗的生存方式,只有在他们最终幸运地(同时也是艰辛地)找到这一通常无法通过借鉴他人获得的独特方式之后,星光般辉耀的人生才是可能的。普鲁斯特在费劲地找到自己的写作方式之前,所作多同于流品,即使其中曾闪烁着某些可疑的天才。当余纯顺经历了连“九死一生”都概括乏力的险恶旅程后,惊魂甫定,他并没有为终于摆脱了六只藏獒的追捕或八百里泥石流的扼杀而多做庆幸,不,他更暗暗心惊的倒是,如果没有在1988年的那天对自己说“哥们,该换一种活法了”,那将是多么窝囊!因此,不管这两位不同领域的奇才气质上如何睽隔,抱负上多么异质,真正的天才仍然会在生命境界的节骨眼上取得某种无法用巧合来解释的一致:他们都是完美人生的坚定捍卫者。普鲁斯特试图穷尽时间的所有意味,穷尽时间中人那融历时性与共时性观照于一身的真实影像,并在幽冥漫长的时间隧道尽头,烘托出如巴尔贝克大教堂一般神圣而谨饬的堂皇结构。为此,虽然篇幅浩瀚无边,思绪碧落黄泉,其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却又都有着中国文人篆刻般的精致和力度,可以让人清晰地体味到那种既渊停岳峙又步履从容的坚韧和优雅。此无他,却正与余纯顺一步一个脚印走下来的八万里沧桑血路一般无二。中国传统文士在侈陈文章作法时每每夸饰某种诗心文眼(李笠翁所谓“立主脑”),我素不以为然。我既看不出哪句话可算做《追忆》的主脑,也同样不清楚余纯顺脚下的哪一步当得起提纲挈领之效。两人均志存高远,又竭尽全部人格忠诚,效命于过程中的每一细微之处,惟其如此,方能营造出如斯一股雄拔万丈的天籁罡风。“天空不留痕迹,鸟儿已经飞过,”识者当能品出个中那份得大自在者的高蹈。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利,当这样的人间奇才真正地融“自强不息”于“天行健”之中时,我们感受到的早已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君子风范,我们眼福不浅地目睹了某种如同自然力本身一般伟大雄奇的人格高境。高山的庄严法度与河流的永动不息,他一身兼备。
读一份身边人的遗著,常会使夜半的阅读无端生出揪心之痛,这是别种读物所不具备的。我与余纯顺居住地的毗邻,固然不宜使我在分享他带给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上获得任何优先地位,却又毕竟额外多了些难受。说到自豪感,虽然激情寡淡的上海人近日正一反往常地变得群情高昂,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多少站得住脚的理由,可以僭称对余纯顺的哺育之恩。余纯顺在自己的家乡无疑是非常寂寞的,至少,在我受着余纯顺留给世人的两本遗著的驱遣,进而下意识地拿起另一位身边人的遗著之前,我曾坚持这么认为。现在我改变了看法,现在我知道,在这座有着1300万人口的庞大都市里,也曾有过另一个长逝者,他留给世人的另两部遗著,竟然发散出与余纯顺同气连枝般的生命气息。我相信,通过对两人内在气质之相似性的观照,可以较有把握地得出一些结论。我指的是曾于1994年暮春坠楼自杀的文学博士胡河清,此前曾受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钱谷融教授。说起来十四年前我在该校中文系就读时,也曾聆听过钱教授的教诲,此即我与胡河清的毗邻处。
我们且把普鲁斯特搁置一边,单就余纯顺与胡河清作一番比较吧。
胡河清与余纯顺乍看之下也很难归为一类,两人首先在外观气质上大异其趣:余纯顺身材壮实,端的一堂堂男子汉,虽然细瞧以后也可感觉其眼瞳中播荡出的悠悠秋愁;胡河清实在是一个体质孱弱的南方书生,虽然那端正的五官和刀削般的鼻梁依稀显示出北人的犷悍,却仍无以祛除其眼神里的幽怨之色,敏感之气,惆怅之情。余纯顺“浪漫情调贯彻一生”,其堪称完美的女性观尤其令人称道:既温情万方,遇红辄醉,又铁肩道义,进退有据。不知事出何因,胡河清对女性的态度竟历来不无苛刻。余纯顺即使仅就那超乎群伦的意志力,也堪称千年难遇;关于胡河清,不管怎么说,他毕竟自觉地选择了一条似乎表明意志力有所不逮的不归路。若不作深究细察,两人之死几乎有泰山鸿毛之别。
然而我总有一个感觉,余纯顺与胡河清在天堂上的相见,将是一场相见恨晚的江湖拥抱。两人均重视友情,在交友的诚挚负责方面可堪比翼,又都极具容人之德。余纯顺尝反复表示自己为人处世的“极讲原则”,胡河清则对上海人人格上的“无特操”深恶痛绝。使我稍感讶异的是,这两个道地的上海人,居然对神秘宗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好奇和亲近。我们知道,对神秘宗而非世俗迷信的亲近,在最起码的意义上也是注重心灵生活的可靠表征。这样的人即使日后由于机缘而无从验证大道,其人格向度却也早已远离了世俗的成败功利。理解了这一点,对两人身上不约而同地体现出的那股对上海的弃绝意识,便不难索解了。上海显然没有给余纯顺的童年带来柠檬色的回忆,他的少年时代是“忧伤的”;在余纯顺最艰难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从上海人那里得到多少诚挚的支援。促使余纯顺独自走上漫漫征程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却不能不说是出于对上海卑微的生存处境的强烈抗争。虽然立意与人为善的余纯顺本不欲对上海有所诟病,在接受了大自然净化式洗礼之后,他更不愿再对故土多所计较,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从他的遗札中找到若干创伤性痕迹。
当余纯顺以独有的方式托命江湖,客观上逃离了上海滩之后,胡河清则以那支既充满正气又灵动无比的笔,与以海派作家为代表的上海人进行着孤胆英雄式的战斗,这场战斗的堂吉诃德性质只在交战双方人数的悬殊上才得到体现。胡河清曾在一篇论述海派文人的论文中毫不留情地指出:貌似中国沐浴欧风美雨最烈的上海人,骨子里却独缺那两种西方人至为珍惜的“人格准则”,即“运动家的品质”和“挑战意识”,遂而只能产生“卑微的犬儒主义”人格。他进而写道:“上海人‘滑头’,善于见风使舵,持身无特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说假话持违心之论者特多,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卑微的犬儒主义'是造成这一文化心态的重要源泉之一”(见《上海文学创作中的“海派”文化品格》)。毋庸置疑,这种“卑微的犬儒主义”,既是最终夺去胡河清生命的无形杀手(胡的几位好友即有此见解),也是促成余纯顺毅然出走的间接原因。如以是否具备“运动家的品质”和“挑战意识”作为检验上海人的标准,余纯顺与胡河清这两位上海人只能归为罕见的例外了。我们都知道余纯顺于此两种品质至为丰厚,殊不知柔性的胡河清原也不匮乏。余纯顺立志孤身徒步走中国,并将其义无反顾地贯彻在八年的江湖人生之中。他卓尔不群的“运动家品质”和“挑战意识”尤其在千里雪域的青藏高原上挥洒得淋漓尽致。无独有偶,少年时因母亲推荐读了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的胡河清,亦尝立志“做一名亚洲腹地的探险者”。为此他曾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曾在中国西北部天寒地冻的山间长途骑自行车旅行,在零下10多度的冬天打开窗户睡觉,还曾试图拜一位河南南阳籍的火车司机为师学少林拳。”若非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失去了“涉足高峻深远的灵地探险、游历、朝圣的机缘”,天知道上海会不会同时出现两位大旅行家。虽然作为旅行家的胡河清无法与余纯顺相提并论,但他毕竟也曾尽己所能地游历了尽可能多的地方,而且都是“孤身”,涉足的也多是犷悍之地,而非温柔之乡。余纯顺对西藏情有独钟已为人所共知,胡河清之所以对作家马原的小说颇多好评,潜意识里乃是出于对这位深入西藏的作家“暗中的嫉妒”。
读胡河清遗著《灵地的缅想》和《胡河清文存》,有一个印象无法抹去:就像余纯顺立意要使人类的双足恢复行走的本义一样,胡河清在自己“无才补天”的秀才文章里也执意要恢复一介文士的个性尊严,即使他从事的暂时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工作。这是一个以“土”自命的评论家,一个没有一点学院气的文学博士。他那即使不是高出同侪至少也是不同流俗的言语风格弥漫全篇,以致人们立刻可以感受到一股生鲜之气。在评论某位作家时,他总是下意识地从对该作家面相的直觉印象开笔,从对该作家出生地(所谓“血地”)的追溯,印证自己天外飞石般的文学判断。他为此获得的成就未必总经得起推敲,但却绝对益智并富有启发性。也许是认识到文学评论本来就不应定于一尊,一名文学评论家的责任本来就只应倾全力于立一家之言而非一言九鼎地去统措四海,胡河清便满足于向世人提供这种深具评论家个人气质的发散性评述。同样,出于某种只能界定为天赋血性的内在正直,就像余纯顺“从来都无法做到违心地去赞扬那些我根本不喜欢的事物”一样,胡河清即使面对那些作为私人朋友的作家,在他们写出势利、媚俗之作时,他犀利的笔触也总是毫不徇情地痛下辣手。另一方面,就像余纯顺坦言“我是个极爱才的人”一样,胡河清对文学界出现的任何稍具创新意识的新人或边缘人总是迫不及待地加以鼓励和赞许,热情的笔墨一泻千里,并不顾忌是否奖掖过当。我们发现,胡河清最不能容忍的,正是卑微媚俗的海派文人。当他面对这些文人时,其态度同于冰炭不能相容,遂如张岱所言,“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将爱憎擘划得如此分明,可证此子有千秋之志而乏稻粱之谋,所习者屠龙术,遂未便如擅宰牛者夤缘得势耳。少年时的青春偶像竟为哲人庄子,亦良有以也。
毫无疑问,两人都是被放逐的人,都不见容于都市。余纯顺选择了一条最为激烈的遁世法,将自己的形骸放浪于莽莽苍苍的江湖之中。他曾以这样的肺腑之言向读者坦诚相告:“我在忧伤的少年时期,以及大学毕业后为生存被迫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时,均有过强烈的逃避现实浪迹天涯的念头,皆因时机不成熟而忍受了下来。那时,我惟有在只有我一个人常去的屋顶上遥望蓝天下很远的地方。”我们已经知道胡河清亦尝有志于此,可惜未能如愿,遂而选择了一条同样激烈的消极逃世法。伴随着他钟爱的晚唐诗人许浑的诗境,他遂在“一天风雨”的飘摇中,无言独“下西楼”。胡河清使我犹感苦痛的是,以其人之风华,彼在人间的事功原未可限量,遽而西去,使人叹息之余更陡增凄怆。相比较而言,余纯顺在罗布泊骤然遇难,虽也有功亏一篑之憾,毕竟已可壁立千仞。
使我一直不能释怀并最终促使我写这篇小文的原因之一是,近来我一直听到一种出自上海人之口的聒耳之音。当此之时,我每每忧忿填胸,不复能言。胡河清尝言:“死是世界上最简洁也最深刻的事,人之将死,矫情虚饰的俗态必消失无剩。”多年前我们曾在一部侦探电影中熟悉了一句道义黯弱的台词:对死人不存在诽谤。我个人想在此推荐的态度是:如果你确实无法对死者产生理解或敬意,那么就请免开尊口。在我细读余纯顺的过程中,我从未在他身上看到一丝一毫的自矜之色,其人久沐江湖,得大修炼,所思所感早已轻扬于芸芸众生的寻常哀乐之上。一个“常常被荒原上仅有的一株黄花,或青稞地里的一件红袍撩得心旌摇荡”的寂寞行者,一个曾“为今生能在阿里这样卓越的地方淋漓尽致地感悟宇宙、排遣苦闷、抒发胸襟、坚守自我的个性和阵地而自豪”的绝代好汉,其宇宙般浩莽的心事显然不是那些“卑微的犬儒主义者”们所能读懂的。在余纯顺行将全方位地走完西藏,也就是说在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将在人类个体生命史上占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地位之际,竟不断提醒自己:“走出西藏、走完中国后,要对自己的余生持平静和达观的态度。”我说不上来这是怎样的境界,能说的仅是,这境界在现如今的中国早已无比陌生。
对于同样自幼生长在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的我,面对死者闪烁着青铜光泽的肝胆遗文,我那颗卑下得多的世俗心灵,只有饱受电击的份。哦,在上海,欧风美雨依旧如一个不能抹去的幻梦,而高楼投下的阴影也日益巨大深沉,甚至连足球场上都生长不出一片自然的绿色。文化市场充满了吆喝声,海派作家们彼此炫耀着自己那见微而未必知著的小情趣。显然,展示自己鸡毛蒜皮的博学比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更能使他们心动。冒险家依旧在这块土地上忙得不亦乐乎,姑娘们模仿着莎朗·斯通的派头,在淮海路露天咖啡馆里高翘着二郎腿。一个从来写不出一句有意味语言的散文家,一个老在作品里卖弄自己110左右智商的小说家,或一个老在作品里介绍老婆的才子,活脱脱把大上海榨出一个“小”来。画家们只能纷纷逃往云南或西藏,而将这块土地上的人文园地交给那些有意混虚名,无力担道义的“大师”去张罗、开垦。真正的探险家只能浪迹天涯,听任千里雪域陶冶自己那颗不愿苟且的心灵;自幼即将思索宇宙问题作为“一种生存需要”的文学博士,也只能听任自己在一场大雨中走向谵妄,远赴那子虚缥缈的理想国。
在沱沱河源头曾经以个人名义对长漂勇士尧茂书致以最深切祭奠的余纯顺,如今也已随着无尽的纸钱飘荡而去;曾经在文章中痛切地表示愿意“做一个中国文学的寂寞的守灵人”的胡河清,也终于在“血色黄昏的时刻”离开了“这一片寂寥的方寸灵地”,决然归去,而将无限的惆怅长留大地。是的,鸟儿已经飞过,大地惟余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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