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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日志

 
 
 
 

一代文学青年的苦出身  

2006-08-21 19:32: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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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有个不知从何说起的豪迈信念,即只要有好书可读,锒铛入狱也不是可怕的事。我是个守法的公民,我们国家也在缓慢而坚定地健全民主与法制,所以我多半没机会在囚室里验证这一对自己太过臭美的信念。不过保留它总不失美好,它至少让我以为,我之热爱文学,嗜书成癖,乃冥冥天定。
真是“冥冥天定”吗?一次不经意的阅读,铲除了这层薄膜,帮助我又认识了一回自己。经过是这样:秦牧《艺海拾贝》最近再版,在怀旧感的怂恿下,我再次把它买下(原来那本已不知所终),并又断断续续地通读一回。重新读到那篇《知识之网》时,不觉脑门子噎了一下。那篇文章的开头,秦牧复述了契诃夫短篇小说《打赌》的故事。这故事太重要了,我非得引述一下──
“一个银行老板和一个有些文化的人打赌,要是那人能够住在一间房子里,老是看书,不出门,不和人来往,这样一直住满十五年,他就愿意输给他两百万卢布。那人答应了。于是一场为期十五年的赌赛就进行了。他们立了合约,由银行老板在后花园搭起一间房子,房子门户封闭,只开了一个窗,饮食用品都从这个窗口送进去。那人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写张字条放在窗口,银行老板就会派人给他料理。那人就这样在屋子里静静地读书,从窗口递着条子要各种书看。起初,他要的都是娱乐性很强的书籍;接着,他阅读古今文学作品;往后,他读历史、传记、自然科学,读逻辑,读哲学,而经过相当时间以后,他需要的书的范围变得很不固定,有时上午要一本文学,下午要一本自然科学,各种内容的书籍阅读常常交叉进行。
“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临近十五年限期届满的时候,银行老板破产了。他深夜里摸进后花园的小屋,准备杀掉那个自动接受关闭了十多年的合约的朋友,希望不必为赔偿那笔巨款而打官司。但是,却发现那人在期限马上就要届满的时候留下了字条,说他经过十五年的苦读深思,悟破了人生的道理,已经不愿领取巨款,因此决定一走了之,以毁弃那个协定。这使那位银行老板大感愧怍。”
──想起来了,我“读书郎信念”的蛊惑地,正在此处。事隔二十多年重新发现个体的成长密码,不消说是非常激动的;激动之余我忍不住要宣称,对我来说,世界上再没有其它语言,其它故事,曾经像这一节文字那样给我带来如此持久、强烈的影响。虽然我极不成器,虽然我的“成长密码”除了被我本人大惊小怪地珍视外,本不值得对他人道,但我仍然想说,我对知识的尊重,对书籍之敬若神明,甚至,我决意在文学这一人生窄道上孤注一掷,远远地,有来自秦先生的馈赠。
仅仅为了这一点,对秦牧先生我都该抱有崇高的谢忱。愿天国的风永远把他吹拂!

对《艺海拾贝》的阅读,渐渐变得含情脉脉了,我发现“读书为了求知”这一首要目的开始模糊起来。秦牧的文字与其说作用于我的视觉,不如说作用于我的听觉。那是一种重新聆听一首首老歌的感觉。我们知道,老歌的亲切感常常是不可抵御的,在一首多年前曾经打动过自己的老歌面前,我们往往会丧失批判能力,只顾一个劲儿地让唏嘘之情不负责任地涌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在十二、三岁初次读到《艺海拾贝》之前,我还从没有读过任何一本谈艺说文的书,甚至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当时的书店里不存在这类书籍),我对艺术的最初认识,对艺术家生涯的最初向往,便只能与此书息息相关。由于《艺海拾贝》当年在文学青年中就像今天的《管锥编》那样被尊崇为渊博的代表,它对一代人求知欲望的培育、形成和发展,便无可争议地显得重要。“最富有同情的地方一定有最深重的苦楚。”(达?芬奇语)同样,最强烈的读书渴求一定来自最贫瘠的知识环境,《艺海拾贝》被当时的青少年辗转阅读的时候,正是“四人帮”刚刚垮台、艺术世界行将解冻的前夕,于是,它便自然成了灌入我们干涸喉咙中的第一杯甘泉。我第一次听说齐白石的大名,第一次知道达?芬奇的伟大,无疑都来自秦牧的生动介绍。如果承认少年时的艺术认知对个体成长往往有着终极预设的作用,则我不妨进一步承认,我艺术理想的最初构建者,八成就来自这本《艺海拾贝》。
既然提到这个高度(我无意夸大),那么感谢归感谢,鉴于我毕竟已不是当初那个小愣头青了,所以我还另有话说。因为,据我所知──甚至据历史所知,《艺海拾贝》乃是中国一代乃至两代文学青年共同拥有的成长密码,在我们无心抗拒无力辨别闷头牛饮的那个荒伧岁月,秦牧所着力阐释的艺术观念、大力赞颂的艺术美德、竭力抨击的艺术思想,便宿命地构成我们艺术知觉的最初标尺。如果秦牧的阐释生动准确,则我们集体受益非浅;如果个中不幸混杂了若干必须由那个时代的颠倒错乱负责的愚蠢说教,则我们年轻的思维机体也同样可能集体中毒。
遗憾的是,此类中毒,并不是偶然一见的。
秦牧的艺术知觉无疑是比较老派的,他评判中国古代艺文时常常显得训练有素,是那种我们可以在上一代前辈中随意瞥见的娴熟;他对西方文学艺术的赞赏,则常不出那几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主要是恩格斯)圈定过的范围。由于恩格斯们大多有着极为广博的阅读视野和堪称卓越的艺术眼光,秦牧的艺术世界遂也相应纷繁多态起来。虽然我可以想见恩格斯如果足够高寿的话,以他常常显得过分活泼的性情,他肯定会对《尤利西斯》或《荒原》之类现代作品大感兴趣,但鉴于他毕竟没能活到二十世纪,毕竟没来得及对普鲁斯特或卡夫卡评上两句,这便给秦牧带来了挑战。他的应战完全谈不上成功,我发现秦牧对西方现代艺术既比较无知,也不够礼貌。他也许是第一位向我提到毕加索的作家,但他对毕加索的理解实在太过业余。他既然忍心将毕加索与自己最心仪的齐白石作比较,这说明他对此君在现代艺术世界的地位知之甚详。但奇怪的是,具体到文字,秦牧又显出深重的隔阂。他曾以“我们”的名义对那幅“格尔尼卡”进行与艺术欣赏无关的声讨,并断言毕加索“这种画风是受资产阶级一味标新立异、找寻刺激的艺术观的影响的”。与此同时,他又奇怪地对毕加索那幅政治价值远逾艺术价值的“和平鸽”激赏不已,事实上他正是因为“和平鸽”和另一幅以“容易了解”为赞美依据的壁画(似指毕氏为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创作的那幅80米巨型壁画,主题是“伊卡洛斯的坠落”),而将毕加索与白石老人等量齐观的。如果完全遵照秦牧的指点理解西方现代艺术,我们的艺术观念将很难步入二十世纪。秦牧的艺术感觉,显然还伫守在十九世纪,即使他笔下偶尔也会出现几位本世纪的艺术家(以高尔基、法捷耶夫、萧伯纳等人为代表)。
秦牧的艺术鉴赏水准,偶尔会显得忽上忽下,有时竟会急剧下滑。为了教会我们在“为文章命题时,拒绝平庸的老套,力辟崭新的境域”,在《车窗文学欣赏》一文中,秦牧举出了这样一些例子,并赞不绝口:青春摄影院、万里鞋店、代代红儿童服装店、“春雷”、“飞歌”无线电器材商店、健民西药店等。他赞叹“红心柴煤店”的理由是:“这名字语义双关。除了赞美‘红心’之外,还表示所卖的煤质量很好,可以一直烧到透心。”──显然,对这类命名的推崇,只会使我们更加平庸,因为我根本不明白,“柴煤”有什么理由要将自身的含义“双关”到对“红心”的赞美上去。
作为“语重心长、诲人不倦”风格的代价,秦牧的文章经常会不自觉地显出对读者的不够尊重。秦牧一面通过对恩格斯的援引告诉我们“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一面却在几乎每篇文章的末尾,都要对读者已经了然的东西再加“指点”,哪怕“指点”后再缀上一句:“这种题外的话,我想是毋须多说了。”我们知道,点题成癖是当时文章的典型做派,它的一大害处是,将事物本来具有的丰赡特质给抹掉了,只剩下作者向你特地挑明的那一种;另一害处则是对读者的智力过于担心,总是惟恐读者把意思给理解岔了。除了篇末的习惯性点题外,在文章中不时加上些纯属蛇足的解释,也是秦牧笔下较为常见的东西,其常见和顽固的程度,正可借用小报记者喜用的滥语“一道风景线”来形容。在《鹩哥的一语》中,秦牧写道:“据说,法国有一个地方举行鹦鹉讲话比赛,每一头鹦鹉入场的时候,都讲一句最熟练的话,由裁判员加以评判。结果有一头鹦鹉讲的话特别受到了赏识,那就是‘天呵,这儿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鹦鹉!’”读者开始会心一笑了。文章如能在读者莞尔之际及时收束,那真是文士最大的造化。谁知秦牧先生不以为然,他偏要向你再解释一下“这话的妙处”在哪里……苦口婆心之态,溢于言表。这倒好,只苦了咱们。我发现这一代青年人长成之后,常常便会不自觉地养成该死的“点题癖”。不必说,本人也无法幸免,即使我是那样地认为它“该死”。
不过说到“点题癖”,杨朔的影响无疑更大一些。回头再说说杨朔先生吧。

如果说秦牧《艺海拾贝》主要是通过私下阅读的方式被我们接受下来的话,杨朔就不同了,我敢说在那些年里,在中国大陆方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间教室里,到处弥漫着杨朔的道德文章。由于杨朔的文章被大量选进统编教材,又由于杨文在教材里相对显得鹤立鸡群,操着不同方言的语文先生遂不约而同地在课堂上向全中国的娃子眉飞色舞地讲述杨朔的高明所在。挖掘杨文的每一寸意义,体会杨文的每一个结尾,既成了对老师教学能力的检验,也自然成为对学生语文水平乃至道德情操的正当考验。由于杨文的革命境界常常过于高峻,课堂也就相应蒸腾出教堂的意味,语文老师也便有了牧师布道的感觉。这样的气氛,会使我们无视真实的内心感受,只顾无条件地向杨朔投诚。于是,杨朔散文作为一种模式,便在孩子们心里牢固定型下来。相比较而言,秦牧先生的散文不太容易模仿,因为学生们不可能具备秦先生的博学,杨朔就不同了,他笔墨章法上的相对程式化,他提炼中心、升华主题的高度可操作性,学生们若只追求得其形似,竟有点“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渐渐地,在作文里竭力仿效杨朔,成为学生们自然的冲动。显然,只有学着像杨朔那样写作,你的文章才最有可能得到语文老师的肯定,最有希望在课堂上作为范文得到老师声情并茂的朗读。
这样的机会,任何一个对文学有点爱好的少年,都是心向往之的。
作为当年语文老师还算偏爱的一位稚童,我不禁对自己充满悲悯。
概括一下,杨朔对我们最大的负面影响在于,它掀起了一股寻找意义的竞赛。杨朔是发现意义、创造意义的高手,教材中的每一篇杨文,都具有在篇末把境界急剧拔高的能力。比如《香山红叶》中有位老向导,自称在香山这么多年,就没闻到过香味。这事原可以有多种解释,最自然的一种是老汉嗅觉不太灵光,照古语“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道理也说得通。你猜杨朔怎么着?他竟然发了这么通感慨:“我的老大爷……你的心过去(按:指旧社会)是苦的,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我当然气得大叫:这算哪门子逻辑?难道1949年以前的中国老百姓都不配有可以闻到香味的鼻子?但当时,在语文老师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中,我们谁不是佩服得死去活来?由于学生们无法像杨朔那样老练地发现并创造意义,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作文里疯狂地杜撰它。记得学完《荔枝蜜》之后,由于杨朔在篇末提到自己“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这下便捅开了马蜂窝,第二天交上来的作文中,竟十有八九写到自己昨晚梦见了某只动物。当然,均为良禽益兽。
千篇一律的杨朔式结尾,实在令人泄气。杨朔登泰山没有欣赏到日出,爬香山没有看到红叶,上蓬莱没有撞见海市蜃楼,在这些常人会视为大虚此行的地方,杨朔都能别具只眼,另出机杼,让文章最终都“如日东升”般红彤彤一大片意义出来:泰山上几位道士种的一小片田,由于属于人民公社,所以杨朔断然认为它比真正的日出还要壮观;香山没看见红叶杨朔也无美中不足之感,因为“那位老向导”乃是“一片更可贵的红叶”;在蓬莱没有目睹海市蜃楼杨朔更无一丝遗憾,因为他自称早已看到了“真正的海市,就是长山列岛”。——说实话,虽然杨朔去过不少地方,也擅长(或热衷)写游记,但世人若都抱着杨朔式的观光态度,旅游业怕是很难得到发展。因为,既然目的在于看看“人民公社”和“翻身道情”的贫苦百姓,我们又何必亲迈双腿爬到南天门上去呢?
没法断言杨朔的“意义”均属虚构,也许这位革命作家的心理构造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但我们也知道,衡量作家是否伟大,不在于他的感情是否高出云表,不在于他是否总能通过自身的伟大来映衬他人的渺小(杨朔有此爱好,他在文章里经常会对“有些同志”的错误想法进行批评,如那种认为没有看到日出是一件遗憾之事的想法),而在于写出“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东西。我得承认,杨朔的感情常常是我无法理解的,不仅当时无法理解,现在更感到十足的莫名其妙。我曾认真思考过那篇《荔枝蜜》,我太疑心那个梦的合理性了。我自命对梦学不算太外行,我认为,人梦见自己变成某种动物并非不可能,但那种动物应该与人的基本体态有一个可比性。除两千年前庄生自称梦过蝴蝶外,这以后人类就没有遇上过此等奇事,所以三岛由纪夫在长篇小说《金阁寺》里,也只能表达一下愿意成为蜜蜂的渴望,并不敢就此当了真。我对梦的理解是:人可以变成猴子、狮子或哪怕一头腌臜的猪,但绝不可能变成昆虫,人类经历了亿万斯年的肢体感觉,将本能地拒绝此种不伦不类的异化。附带提一句,本人曾有过在梦中成为豹子的愉快经历。
即使撇开梦的真伪(这问题还是让精神分析学家去探讨吧),单看杨朔赞美蜜蜂的依据,就颇为可笑。养蜂员告诉杨朔,他没必要为蜜蜂收拾尸体一事而发愁,因为蜜蜂“活到限数,自己就悄悄地死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杨朔听说后“心不禁一颤”,随即眼疾手快地发感想如左:“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且不说蜜蜂们会否同意杨朔为它们发明的意义(蜜蜂酿蜜,当然属于生命的自娱自乐,与人类何干),即使同意(就是说我们卑鄙地假设蜜蜂也和人类一样具有喜欢奉承的脾气),我们仍然可以提出质疑:生命在走向大限前神秘消失,这是动物世界的集体秘密,即使庞然如非洲大象,做到它也非难事,这也是为什么最优秀的猎人都极少在野外看到动物自然死亡的缘故。如果杨朔想有所感谢,那受谢者要么包括自然界的所有阿猫阿狗,要么干脆赞美冥冥中的造物主。反正,让蜜蜂像中头奖那样单独领受赞美是说不过去的,阿猫阿狗会嚷嚷“这不公平”。
何况,杨朔的赞美也太不加节制了,在他的蜜蜂面前,人类将因羞惭而无立足之地。

1980年,一本名叫《金蔷薇: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的书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在国内公开出版,拿该书作者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与秦牧比较,高下立判,这以后,《艺海拾贝》便不太有人愿意提及了。至于杨朔,我怀疑他都抵挡不住《读者文摘》(即现在的《读者》)的第一波冲击。虽然我对秦牧永远抱有感激,对杨朔也可说非常敬重(毕竟,他是因无法理解“文革”的暴政而“士可杀不可辱”地在1968年秋天服药自决的,毕竟,他没必要对自己哪些文章被选入教材承担责任,何况,他也写过些较为出色的作品,只是教材编纂者视而不见罢了。我读过他一篇散文《铁骑兵》,与《泰山极顶》之类基本上是两个路数),但既然两位前辈──应该还包括刘白羽,但他的影响要小得多──因历史的原因而事实上植入了一代文学青年的大脑皮层,我在此略加探讨,当然也只是出于尊重历史的目的。由于当时的环境只允许他们的文章存在,一代文学生命的苦出身,相当程度上也只能由他们来决定。
安息吧,尊敬的前辈。请相信,我并没有清算的激情。
199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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