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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日志

 
 
 
 

我们高贵吗?  

2006-10-05 14:23: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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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纯朴善良,具有无数让人心醉的品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她还具有众多百里挑一的特征,比如她无疑就是最为渊远流长的民族。我们知道今天的埃及人与古埃及已判若两族,印度人去《梨俱吠陀》精神也相距甚远,巴格达除了保留有大量两河文明遗址外,我们已不可能在伊拉克人脸上看出苏美尔人的真实表情……惟独中华文明其源不匮,绵延不绝,直到今天都依旧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也在世界的这边和那边——挥洒自己融古老、清新于一体的东方人文气息,且不说她还占据着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
但是,不管我如何热爱自己的民族,我似乎仍然无法将“高贵”一词赋予她。撇开对个体的考察,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伟大而不高贵的民族。正如“恨并不是爱的对立面,冷漠才是爱的对立面”(罗洛?梅语)一样,高贵的反面也不一定非得是卑贱不可,而毋宁只是世俗。这的确是一个充满世俗热情的民族,家长里短成为无数个体生命事件的核心,至于举止高雅与否,通常倒并不介意,即使她曾被满世界称颂为“礼仪之邦”。我个人认为,就像阿Q先生不该老嘀咕“老子先前也阔过”一样,我们最好少说乃至不说“礼仪之邦”四字,若阁下实在憋不住喷涌的爱国热情,赞美之前也请先去一趟公共厕所,视乎鼻子的感受、胸腔的观感,再做定夺。
一个民族是否高贵了才能伟大?答案是否定的,中华民族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高贵是不是伟大的敌人,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不少兄弟民族也已给出了证明,显示高贵与伟大具有极佳的兼容性。经常出国的人多半有此体会:该国的公共厕所甚至比我们家里的客厅还要高雅,气味还要芬芳,但我们怎么也不该说人家这种行为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得承认,我这里强调的高贵,与任何哲学本体论无涉,也与所谓贵族身份无甚瓜葛,不,庶民的高贵,通常并不以此君是否急公好义为标准,也不盲目怂恿人们将用以装修新居的钱悉数捐给“希望工程”,如果有可能危及自家生命,那就更不鼓励人们贸然舍生取义。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是个别人中龙凤的境界,对普通人根本构不成鞭策作用,抬举过甚,则要么生成对普通人的人格压抑,要么反而引诱芸芸俗物故作姿态,存心学假做秀。说句实话,对这类过于堂皇的格言,我是非常头疼的。我这里说的高贵远没有那么高蹈玄远,它始终不脱世俗领域,只不过旨在使世俗生活去除一点世故,增加一点坦诚;去除一点咋呼,增加几许宁静;去除一点奸诈,增加若干诚实……此种高贵系由一系列最为自然的日常行为组成,本质上并不能由任何一种语录加以规范。条规的作用是:用之惩戒则彰,用以鼓励则微,此乃社会道德家的通识。如果我在公共汽车上主动为孕妇让座乃是迫于压力,那么我很可能在列车上就不这么做了,因为列车上通常并不会设置“老弱病残孕专座”,走道上站满乘客的场合倒为数不少。何况,用条例鼓励好的行为,永远是挂一漏万的,难道这意味着框框外的所有行为都得到允许?此外,似乎也没有一个政府好意思制订这样的法律:女士不可穿睡衣上街,或严禁男人走出厕所后整理前门襟拉链。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人家不制订这一条乃是因为无人违犯,我们不制订这一条,则仅仅是为了避免神圣的法律流于琐碎和婆婆妈妈。
高贵教育的不被认可,或虽认可但定位有误,实是我们国民基础教育的重大失误。
回想自己幼时受到的“素质”教育,大抵属君子“大节”范畴。我们的课本里充满了如何临危不惧,见义勇为,乃至从容就义的感人事迹(刘姓中就有刘胡兰、刘文学、刘英俊等一干英雄),或如何发扬“钉子精神”,“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些标准除了都很棒外,还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需仰视才能得见。因为那些在书本里大肆提倡的人格标准,我们事实上一辈子都用不上一回。如果大多数中国人在其一生中都会逮着见义勇为乃至从容就义的机会,我们的国家不也过于黑暗了吗?国家真这么黑暗,我便不知道为它而死还有什么“就义”可言。且说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如此高亢入云兼人云亦云地教诲一番后,转而又让我们把书本翻到封底,我们这便温习起印在上面的若干行为准则来。我小学课本背后印着的是“三要三不要”,内容不出“饭前便后要洗手”之类。孤立地看,人生大节与“三要三不要”(今天可能被“五讲四美”代替)都很重要,两相对照,便顿觉滑稽:我们要么被拎起衣袖,精神境界眼看就要一股脑儿地升华到不知其几千万里的云端,要么又忽遭冷眼,仿佛一转身就会成为随地吐痰的小浑蛋。我们知道能在景阳岗上打虎的武松,未必对付得了乡间草丛里的一条小青蛇(这需要两种不同的胆量,称为“阳胆”“阴胆”如何?),头脑里尽想着如何仿效吉鸿昌从容就义的孩子,仍可能当着客人的面抠鼻子。“别当着客人的面抠鼻孔”,这样的教导,恰恰是我们基础教育的盲点所在。
我们来看看喝汤该不该出声吧。我当然属于出声派,而且我也同意林语堂前辈的观点,出声地喝汤,更能接近汤中真味。但我这么说,其实也是习惯成自然,因为除了在个别需要假正经一番的场合,我从来没想过喝汤应该噤声,所以我不假思索地认定:要人喝汤不发声音乃是一种人性的压抑。你试着重复一下成语“津津有味”看,其中“津津”二字,极具拟声意味,赋予饮食一种美妙的声学效应。不过我又立刻想到,一个西方人,如果自幼即被告知喝汤出声是不礼貌的,换言之他从小就已养成不出声喝汤的习惯,则这层压抑并不存在(正如不能随地大小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带来压抑,即使他正满天下找着厕所),相反,倒是一定要他出声地喝,他会觉得汤味索然起来。可见,如果不出声地喝并不会妨碍对汤味的欣赏,也无助于提高他人的胃口(这是出声派经常提到的一个理由),那么,它确实要高雅一些,因为,你凭什么断定别人听到你的“津津”声一定会感到更加“有味”呢?唉,这问题没法继续,在中国,一个妻子见到丈夫或母亲见到儿子喝自己做的汤时大发声响,她确实会更加兴高采烈。在这个意义上,喝汤出声简直就是一种高尚的礼节,一种可以愉悦他人、滋润人际关系的美妙音乐。
如果我坚持要谈论喝汤该不该出声,看来我得重新设计问题的方向:即中国人是如何形成对“汤声”的审美能力的。我不坚持了,我们谈点别的吧。
上海《新民晚报》上有一条坚持多年的小栏目:本周不雅观穿戴提示。我沮丧地发现,在这个有限的选题内,居然会生成那么多新鲜生动的内容,从而使该栏目的生命力获得强有力的支撑:每次它都能毫不勉强地指出国人的某项不雅观行为,每次指出都在坚定本文的核心论点:中国人,你实在不够高贵。
在我们基础教育视“高贵”为无物时,寻常的人际关系只有依赖一套自给自足的民间系统来维持,我指的是“面子”系统。不识高贵为何物的中国人,却视“面子”为生命;视“面子”为生命的结果,反而使我们更加远离了高贵。我这就解释原因:面子是一套他律系统,它不以个体感受为指归,只整天留神提防着别让他人(通常为邻居和同事)看笑话;高贵则是一套自律系统,它首先关注的乃是自我的评价认知,相对于他人的闲言碎语,它更留心别被自己瞧不起。就效果而言,这两套系统的区别在于:做事始终以问心无愧为标准,一般也就自然地使闲话无从孳生;行事仅视乎他人脸色,则背着人干些阴损不雅的行为,逻辑上也是不可避免的。高贵不是外在的律令,实在乃是内在的律令。我不想反对“五讲四美”,何况我没有任何反对它的理由,我只不过想限定一下它的适用范围和疗效而已。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中依旧要么只有见义勇为的英雄,要么只有“饭前便后要洗手”的规劝,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让孩子领悟到高贵是一种崇高的美德,是一道可以使内心变得灿烂辉煌的人性之光,则诸如朝甲鱼里注水,给西瓜上色素,朝面粉里加石膏,一俟没人就将烟头扔在楼下院子里的行为,便很难有消失的那一天,道德家即使制订出“千讲万美”来也无法拾遗补阙,也依旧是拆东墙补西墙。
1998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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