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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日志

 
 
 
 

闲话游戏  

2006-11-04 10:4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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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如何鄙薄“游戏人生”,面对现实人生,我们谁也免不了游戏其间。

游戏,可以专指某种消遣方式,也可以泛指那些不太顾及家庭荣誉、纲常名教、职业尊严和远大前程的人生姿态。就着落在字面上的各式社会性价值观而言,游戏品格显得局促低下,仿佛一碟家常豆腐,不适宜在堂皇的场合加以标举。那副“胜固欣然败亦喜”的散漫超脱样,说穿了,不就是一纸不负责任者的自供状吗?然而,瞻之在后,竟也会忽焉在前,在我们奉为生命终极和精神嚆矢的光华中,又恰恰扑闪出游戏的虹彩。

游戏首先不是人的天性,而是生命的本性。除人之外,的确没有任何物种品尝过智慧的禁果,但是,出于对生命的厚爱,造物主又使每个物种具有逐欢的本能和求乐的方式。由是,我们见到马驹尥蹶、群猪交拱、猫儿闹春、蚂蚁列队,海狮顶球,海豚钻圈……游戏就像饮食男女一样,不仅神人共有,抑且人畜与享。诚然,动物的游戏嬉戏成分多,智性含量寡,人类的游戏欲不只更旺盛一些,在精巧、繁复和规则化诸方面也高居榜首。我们浸沉于游戏中,以至于体现它的方式和场合也常常显得出乎意外。朝镜子里的自己做个鬼脸,对电视屏幕上的美人刮个鼻子,这只是一些随机性行为。不想听课的中学生们,可以把铅笔盒里那几样有限的用具玩成很多花样;我们因为怕冷而插入口袋里的手,不知不觉地已在摩玩那几枚镍币了;如果地板上有方形或菱形花纹,孩子们会兴致高昂地一连十分钟警惕着不让脚踩上线缝,直到走完一条街巷。这类小小的乐趣大人先生们有时也乐于体验,托尔斯泰《复活》的开篇部分,那个审理玛丝洛娃、患有长期胃炎的玛特维法官,为了判定某项新疗法能否治好他的胃,便假设“从办公室到法庭扶手椅的步数可以被三除尽”,由于“走下来是二十六步”,他便本能地“把最后一步缩小,这样就正好走了二十七步”。

在本不必过于在意的游戏活动中,人们往往涌动出过于激烈的情感。将棋局的输赢视为智力与人格的搏杀,此等人我们屡见不鲜,祖孙之间,率先悔棋的往往倒是年逾古稀的爷爷。将轻松的游戏演绎成浴血的暴力,此等事我们也司空见惯。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赵王鼓瑟”和秦王“为一击缶”,竟传递出攸君誉国格的杀伐之气。同样,当游戏的行迹或笔墨被用以表达敌意时,它的威慑力更会急遽膨胀。谁都知道,操把菜刀在案板上乱剁,总是意味着最刻骨的诅咒;当年孙权帐下张昭者流正是因了曹操“欲与将军会猎于吴”的一纸檄文,遂而敛锋销芒,急欲投诚。显然,人类从来就是被拴在游戏柱上的,他脱胎于猿猴,顽劣的猴性也就成了他的天性。吴承恩笔下的美猴王,谁说得清更像猴子还是人类?只是,正如我们对人各一枚的肚脐不作高估一样,我们也小觑了并不区区的游戏。当然,在人类两性之间,游戏欲还是判然有别的。虽然麻将桌旁的女人并不比男人少,但总的说来,“玩物丧志”是一个专门针对男子的判词,我几乎从来没有看到有一个女人会得到这种评价。说清楚个中的原因当然并非难事,但我觉得还是避开它为好。

游戏当然出于撒欢,可我们又很容易看出,几乎人类所有的游戏活动都裹着一个争斗的内核。换言之,游戏的娱乐价值,必须借助争斗的过程及其结果方能体现;游戏品格的高下,也往往以争斗手段的曲折多方来衡量。因此,寻常的牌戏与勾心斗角、诡谲万状的围棋便不可同日而语了,前者允许智性加以斡旋的余地相当狭小,却让机遇(所谓“手气”)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失败纯由命薄。后者基本上是一种角智,须谋深虑远,火烛小心,通常智弱才菲者败。然而,胜负难决乃是游戏得以诱人的前提,即在最注重平等对抗、最讲究身心实力的较量中,运气仍然是个无法排除净尽的因素。拳击手上台前喜欢在胸前画十字,足球队员也会在先以左脚还是右脚跨入球场的琐屑问题上一本正经一番;有些棋手则明确地将棋的输赢归结为西装的颜色。既然人们推崇势均力敌而不是实力悬殊,上帝的偏袒便很容易被瞥见。真正的游戏总是始于假设的公正,为了强调这种公正,游戏必须受到规则的限制。但是,正如歌德所说:“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现自己。”诗的格律乃是为了诗情诗意诗境的彰显而设置的,游戏中的规则同样是为了强化争斗的激烈、胜利的荣耀和失败的惨淡。胜负不明的游戏(如象棋的和局、足球赛的零比零、方城大战后的输赢无多)总使人兴味索然。争斗性在游戏中的不可或缺并位居至尊,除了表明人类本性上的好勇斗狠外,还附带解释了这个事实:品位高妙的游戏并不是吸引大众投入的必要前提,在这方面,人们似乎宁愿就低不就高,因此,粗疏不文,“技止此耳”的轮盘赌、吃角子老虎、麻将等物总是比妙道通玄的桥牌、围棋和术数推衍更能诱人鱼贯以入,虽然前者只堪诱人沉湎,后者才会导人痴迷。沉湎乃普通的生命现象,痴迷却不失为一种生命境界。

游戏与赌博常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但是,使游戏落到“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的地步,却又恰恰贬低了游戏。反之,驾起从容恬淡之心,抛钩江中,则不仅能钓出意外幽情,也能最大限度地远离赌徒情结。

游戏中有人生意味,一如人生中有游戏三昧。游戏与人事常常是互为扭结,相渗相溶的。既然摹仿战争的游戏与摹仿游戏的战争都注重规则,我们试就此作一番审视。

规则可粗分为二:曰道德规则,曰战术规则。泛泛地说,用于遵守的规则通常也是用来预防冒犯的,而且,道德规则的防范尺度一般还要严苛得多。然而,正如在战争和游戏中频频出现的,人类破坏规则的欲望几乎和建立规则的愿望相侔,以至看上去规则的建立正是为了有朝一日的被破坏,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足球场上的故意踹踏、拳击台上的击人后脑勺,总是时有发生。“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和现今的《日内瓦公约》,也往往只在冒犯之前得到遵守。既然“兵者,诡道也”,伟大的军事家也就无一例外地成了越轨的大行家,为了战场上的事功,他们既天才地破釜沉舟,渡过卢比孔河,又并不在乎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半道而击之”。由于规则不存在终极的正确性,而只是权宜的设置,是以无论在游戏还是在战争中,对规则近乎盘剥榨取的种种利用,事实上成了一条更重要的规则。说到利用,变更或破坏往往会使它的效能臻于极大。规则的工具属性使它具有随时被抛弃的可能,只要抛弃更有利可图。人们无法为游戏立法,正如也无法为战争立法一样。命中注定,游戏和战争只能被游戏的姿态面对,不管它有一个多么严肃的背景。

熟悉中国古代兵法的读者大多知道,兵法中任何一条准则,几乎都同时包含着自身的反面。即以虚实之道而言,“虚则实之”固然是兵家至理,“实则虚之”同样也颠扑不破,而“虚则虚之”、“实则实之”,不仅是字面上的排列组合,施诸战阵,往往也同样能够奏效。可见,仅仅一个“虚实相生”,又能洗出多少副牌来。

人类的游戏欲缺少一个制导装置,游戏并不必然地具有扬美抑丑、避恶向善的内趋力。一位帝王的游戏欲常常是不可接受的,游戏成为罪恶的始基,这恐怕也是不劳例举的。游戏中的乐趣麻痹我们的道德心,使我们如一块断木,除了随波浮沉,一时间丧失了别种感觉。

但是,我们生就是游戏中人,我们天性中的游戏本能不仅最暴戾的君王都无从剥夺,而且说到底,人类之有今天,不可能没有游戏的功德。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只会成就自己,其本身并无意接受规劝。游戏可能使吾侪堕落,但也更可能使我辈升华。

对于整天沉湎于游戏中的先生,我兴许有点瞧不起;对于视各种游戏为天敌的大人先生,我只有厌恶。

19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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