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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字客栈

我用食指蘸着茶水 拼写你失传的名字

 
 
 

日志

 
 
 
 

引用的尊严  

2006-11-14 18:42: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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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写一篇谈论引用的文章,但也对这个题目素怀恐惧。引用是一件平常的文字工作,平常到可以视如一件工具。该工具与文房四宝不同,不具备后者天秉的芝兰之气,人们很难把它作为一桩雅事来谈论。引用的工具性,更接近标点符号,难道我可以斗胆写一篇谈论“逗号”的文字吗?我们知道,在标点符号家族里,逗号最为貌不惊人,不求闻达,除了干些连缀作用的普通营生外,从来不敢存什么鸿鹄之志,不像省略号经常试图营造“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不像破折号偶尔摆出“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更不像惊叹号充满表现欲和呐喊气质。说到惊叹号,我意外发现,我极少用到它,日常写作,平均五万字也未必劳驾它登场吼一嗓子。之所以如此,想来与我为人为文的胸襟气度有关,一个像我这样充满“卑之无甚高论”意识的怯懦作者,用一次省略号都战战兢兢,都得自问“配还是不配”,让我用一次惊叹号,更是非得先喝上三两不可。相对于武术中的醉拳,一篇有不少惊叹号的文章,总会让我产生面对狂文的感觉。我是说狂文,与狂草不是一个概念。欣赏狂草,人们——不是我,而是指方家——有可能产生心旌摇荡的审美愉悦;欣赏狂文,我——不是指方家——则只会像喝了蒙汗药,立马就被麻翻。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独多此类狂文,一个个惊叹号如同一橛橛炭黑大棒,可以把一篇篇文字舞弄出大板斧的威猛气势。

说了这些离题话,本意却是想弄清楚本文该如何着手,如何切题。简单地说,凡是逗号般平常的引用,均不在探讨之列,本文只拟就那些陡具惊叹号效果的引用,略加留意。引用并非必然可以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除非引号里包裹着浓重的迷雾。

 

欲完成一个引用,通常总离不开引号的介入。当然,有人喜欢转述,有人因对原文记忆不真,只能表达一个“大意如此”,也可不必让引号代劳。喜欢转述者,有可能是出于对自身文章风格的珍爱,不希望那些来源各异、文风迥殊的句子,把自己具有注册商标性质的独家文章,搅成一锅粥。通常,我们一致认为,引用而不加引号,其目的在于模糊读者视线,甚至还暗地里希望读者误以为系作者自出心裁者,属于引用之道中最为下三滥的货色。对这类“词场大盗”行径,我以为没有评论的必要,只要稍加蔑视,在嘴里轻哼一声“呸”,就把它打发掉了。——不过即使在这种行径里,也可能出现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外。法国随笔大师蒙田,也是一位引用大师,大作里充满古希腊、古罗马大家的诗句箴言,然而他却有个习惯,喜欢“偶尔有意隐去被引用者的名字,目的是要那些动辄训人的批评家不要太鲁莽”,因为“他们见到文章就攻击,特别是那些还在世的年轻作家的文章”,作为报复,蒙田就将我刚才不小心视为下三滥的那种引用,当成了一种攻防兼备的工具,“我要他们错把普鲁塔克当作我来嘲笑,骂我骂到了塞涅卡身上而丢人现眼,我要把自己的弱点隐藏在这些大人物身上。”蒙田的例子警告我,引用也可能非常诡谲。文前提到“对这个题目素怀恐惧”,部分原因在此,我总疑心这个话题会不会闹出鬼来。

即以引用必须用引号标明而论,即使撇开蒙田的例子(这例子也过于怪异了些),日常阅读中我也会遇到另外一些使眉头打结的例子,足以让我再三再四地坚信: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有些似通非通、半新半旧的文人,行文时常会出现滥加引号的现象,即使用到一个家常成语,也必郑重其事地用引号牢牢括住,遂令寻常的引用顿显另类之象。我经常吃不准他是刻意摆显文字人格上的两袖清风,还是着重强调遣词造句上的不同流俗和“无一字无来历”?是为了捍卫某种我等不得而知的行文规范,还是仅仅试图将引用转化为一种傲慢?据我观察,这类作者在笔墨风格上也有一定的行业特征可循,比如,他们动不动就会说“况味”,永远不会说“滋味”。与之相对,国内另有一些半通不通的新潮学者,则格外擅长另一种古怪的引用,动辄就把某一句引言,说成是在某某意义上的,时而是“在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时而又是“在荷尔德林意义上的”。这种似具四两拨千斤之效的引用,因其成本低廉、成效可观之故,最能令那些追求文字边际效益的浅显学者热情澎湃,爱不释手。至于此等怪诞措辞是否有效地阐明了学理,梳清了思想,则懒得理会。

引用诚然离不开引号,但那一个个不动声色的引号中,又会掩映出何等诡谲的机心。

如此,对于那些坦然的引用,读者反而因无需费神窥探作者“隐微术”(刘小枫语)之故,而心态大弛,愉悦丛生。读蒙田这类作家的随笔,读者就会产生进入一座时空沙龙的美妙体验。但见作者用文字摆开厅堂,供古往今来各路名流穿梭往还,聚兴高谈。因为地域、年代不同而无法彼此相见的哲人诗人,围坐在作者提供的虚拟客厅里,切磋学问,碰撞观点,印证心得,交流情思。作者时而像一位高明的主持人,分置宾主,提供话题;时而像一位八面玲珑的贵妇人,怂恿阔论者,抚慰失意者;时而又像一位公正的仲裁者,比较优劣,评说短长。随着文字的展开,又不断有生客破门而入,有熟人摔门而出,读者的耳边,门铃声和司仪的唱叫交错,每一次窗帘的颤动,都能闪进一缕别样的光线,抖落几枝别样的枝叶。读者在领教各路见识之余,甚至还能呼吸到风,感受到时间。

文人喜欢引用,就像男人爱慕美女,近乎一种笔墨天性。一句前贤今人的妙语,在令我们怦然心喜的同时,往往也会构成一种诱惑,使我们必欲引用之而后心甘。这份诱惑,若本着齐物论的立场,与偷儿眼前闪烁着七色光芒的珠宝,实在也无甚区别。何况,就理想情况而言,引用也算得上一桩两全其美的文字买卖。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有点类似于周瑜打黄盖,通常总能起到皆大欢喜的作用。任何一位学者文人,遇到自己的文章被别人引用,心情都可能是畅快的,就像爱美姑娘在街上撞见回头率一样。所以,正常情况下,引用是一件较难引起非议的文章雅事,正如只要我们不圆瞪着一双直勾勾的色眼,欣赏爱美姑娘一般也不会引起那位姑娘把柳眉倒竖起来。此外,对个别伟大人物来说,其作品天然就具备供人征引的功用,更有甚者,有些所谓名句,供人引用的价值早已超过了供人研究的价值,以致被人引用反而成了它惟一的功能。至于旁征博引给征引者带来的无上快感,作为一种愉快的文字亢奋状态,也足以抵消作者因不断引用他人而萌生的臣服意识,不仅羞惭顿消,还可能额外生出一股顾盼自雄的豪情。

引用的确属于一种文字快感,只是我们或许还得警惕,不要让这种快感替代了别种快感。毕竟,当李笠翁豪情万丈地宣称“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时,表达的即是对这类快感的最大不屑。作为他山之石,我不妨再摘抄几句塞涅卡的话:“你没有必要追求大量的语录,因为这类东西在其他作家是摘抄来的,在我们却可以自己不断地写作出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热心于装饰门面的缘故。”“对于无疑已经取得很大进步的成年人来说,仍然只依赖自己的记忆力,全靠几句名言支撑,那就很不光彩了。因为这正是他进行独立思考的时候,应该自己发表这样的警句,而不是去背诵了。已经年老或已步入老年的人还只能从笔记本中获得智慧,那是不体面的。……你还要在别人的指挥棒下干多久呢?树立你自己的权威,说出一些可以留传给后人的话来吧,拿出点你自己的家伙来吧”。

种种迹象显示,在写作心理上,中国文人属于那种引用冲动格外强烈的类型。据我所知,每一位中学语老师,都曾被班上个别才子的引用癖弄得头疼。我们知道,每个中学班级里都会有个把热爱写作的学生,而在作文中不断写出“有个作家曾经说过”或“有个著名哲学家曾经说过”的句式,常常被他们视为表现文章才气的终南捷径。问题是,那些也许自身阅读有限同时又难免存有若干虽大可不必但也不妨一笑置之的师长型虚荣的语老师,常常不清楚那位才子在引用何方神圣的高论;更加狼狈的情形可能是,他甚至无法确认那句被引用的话是否真地存在过,而非出于杜撰。如果他心怀坦荡,当然应该不耻下问,向学生虚心请教出处;如果学生说不出被引用者的真姓大名,他还有义务加以训诫,告诉他,凡是不能验明正身的引用,多属文章恶趣,必须能避则避。引用的最低标准,当以不使读者起疑为限。——这些天天发生在国内中学语文课堂上的引用事故,也令人揪心地构成了国内文章界引用崇拜的群众基础。依我看来,正是中国大多数读者不约而同地具有的引用崇拜,最大程度地促成了不正当引用的大肆泛滥。国内不少作者之所以在哪怕力有不及的情况下都热衷于旁征博引,当然有可能受到自身阅读经验的撺掇。他自己在阅读征引宏富的文章时所产生的巨大钦佩感,一旦被换一个角度来认识,换言之,一旦他本人写作时也能好歹引用上几句,那股先前针对他人而生的无上钦敬,自不难油然转向,借助心理投射的势能,立马转化成一股炫惑自身的热晕。所以,欲清算不正当引用,我们每一个想在笔墨行当里讨点生活的人,都不妨首先检讨一下:自己如此旺盛的引用冲动,是否曾经受到过自我反省或自我质疑。

“有个作家曾经说过”之类的引用,虽非引用之道中最值得诟病的,却是引用之道中最没出息的。与之同样没出息的,莫过于行文时毫无来由地引用一句众所周知的大格言。这方面的引用,如果并非出自一位中学生,则不仅没有如其所愿地抖露一下渊博,反而“一抓就灵”地现出作者的寒酸之相。类似黑格尔“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帕斯卡尔“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康德“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或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类格言,我可以有九分把握地断定,引用者全都是不明原文出处的家伙。国内涂鸦族的一大引用特征是,他们更喜欢引用别人引用过的东西。据我小见,人类文字史上的任何一句话,被引用的概率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一旦其中某句话得到了第一次引用(在机率上相当于中一次大奖),那么它在国内再次获得引用的机率就会大增。一旦得到了再次引用,也就意味着不出旬月就可能得到第三、第四乃至第五十次引用;既已被引用至五十次,世上便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它被中国文字客引用到一万次以上。反正,它的停止被引用,通常不会早于人们对它感到恶心之前。这类大众接龙游戏性质的引用,并非总能表明引述内容是如何了不起,如何具有非引用不可的特征(比如,人们既会以赴汤蹈火的热情引用康德“头顶的星空”,也完全可能以同样的热情引用“痛并快乐着”,同时又奇怪地不觉其痛,但觉其快),它只是令人痛惜地表现出一代人创造意识的集体匮乏。我有时会想,人们如能把自己对物质生活的诸种讲究(比如喜欢吃时令菜蔬、喜欢穿不同流俗的时装)挪一小部分到精神生活中来,我们的文章世界将会发生多么可喜的变化。

正如写作应讲究原创性一样,引用是否也存在一个“原引性”或“首引性”问题呢?我们之所以对周作人、钱钟书之类国产引用大家素表敬重,个中奥妙,部分也就在“原引性”三字上。他们引用的内容,都系从自身大量阅读中披沙沥金而得,具有自产自销性质,类似前店后工场的小型家庭作坊;他们的引用既具创作的热情,又具学者的谨严,遂使引用卓然独立,升华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创造性劳动。以钱钟书而论,我发现除了佛教典籍外,他甚至不屑借用别人现成的翻译成果,而是更喜欢以“我手写我口”的气概自引自译。这样的引用,由于绝对强调心裁别出,高度注重发现的乐趣,便同时还兼具了执行笔墨公道的意思,使那些尘封已久的思想、观点、逸事得以扒拉出世,重见天光。面对这样的引用大家,那些被引用者地下有灵,当会产生一种沉冤得昭的欣悦感。我胡乱猜想,觉得在钱钟书故居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地下,人们日后应该会挖出一口巨大的温泉井,地热的力量,即来自那些因先生的慧眼识拔而被重新携入红尘的衮衮亡灵。先生以“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之力施予他们的知遇之恩,正值得他们涌泉相报。

这是引用的无上妙境,我等纵不能至,也得知所鉴戒,识得规矩,不致表现得过于差劲才是。

 

我曾多次不避诞夸地强调,我是个讲究文字尊严的人。文字尊严,涉及面较广,今天只就引用的尊严略谈数句。我以为引用的尊严,除了必须追求“原引性”之外,我们最好还能设想一下被引用者的心情。引用可大别为二,一为材料的引用,一为观点的引用。通常,材料的引用限制较少,我们不妨无视被引用者的观感,只要保证引用准确、无断章取义之弊即可。所谓需要考虑对方观感的,主要是观点和立场的引用。这种考虑当然属作者自由心证,并非要求作者在引用前先向对方打个电话征求许可,何况,如果我要引用司马迁的妙句,也没法借助现代通讯工具征得太史公的同意。但有尊严的作者决不会因此放任自己。在引用别人观点时是否设身处地考虑被引用者的感受,最能看出引用者自身的文字品格。兹事体大,且容我举例说明。

比如,有些杂文家在对某些社会蒙昧现象做义正辞严的抨击时,常会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格言:“愚蠢的人不可战胜。”对此,我在认可作者的崇高道义感之余,难免还会嘀咕一声:阁下,你征求过爱因斯坦意见了吗?你有多少把握断定,爱氏不会被你的引用弄得哭笑不得?你能肯定自己绝对不属于爱氏心目中的“蠢人”?当你用这句话借力打力地嘲笑他人时,你无意中把自己置于和爱因斯坦平起平坐的地步了,仿佛你与爱因斯坦的关系,已经达到“惟使君与操耳”的惊世程度。虽然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我愿意假定阁下与爱因斯坦的关系,确已达到此等程度,无论人格还是智力,均已难分轩轾,但就作者而言,我还是希望他能先设法脱尽一厢情愿的嫌疑。

在谈论自己心境时,不断引用伟大人物的言论,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唐突前贤的冒失举动。就我而言,如果我用文字表达自己的苦闷心绪时意欲摘引托尔斯泰或圣雄甘地的言论,我必须先在内心确认,对方若能显灵,当会认可我的引用,并以能够与我天地神交而庆幸,甚至从天堂上颤巍巍地伸出手来,把我紧紧握住,正如我渴望紧紧握住他的手一样。如你所知,由于我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大一份信心,结果只能忍痛割爱,放弃对他们的任何引用。我缺乏自负者的豪迈,宁可保有一份卑微者的自尊。高攀固属人之常情,俯就却不是,如果我那以拉关系寻靠山为特征的引用,只会引起对方九泉之下的暴怒或不屑,我只能将不惊扰前贤视为上上大计。——诸位想必知道,愿意与前贤如此拉关系套近乎的文人学者,国内大有人在。其中走得最远的,亦即那些擅长将引用之道引申到玄学修炼高度的学者,还有能耐仿效当年曹孟德的作为,不仅可以借引用而自矜自高,甚至可以挟某人而风动士林,号令天下。钱钟书先生之所以一生引用无数而从不遗人此等口舌,多半在于他有这样的自负:“本不妄自菲薄,亦何至借重声价,”故可以坦然声明,“虽东坡马迁在侧,恕不拜访。”

另有一种引用,较之上举二项,尤令人觉得愤慨,那便是在与他人论辩时,不断引用伟大人物的言论,来为自己张势。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引用,不如说是强拉对方助拳,藐视前贤,莫此为甚。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此种战法都不会陌生,当年分成两派的红卫兵在进行论战时,拿手招数就是竞相引用被当时舆情视为绝对正确、无比正确的格言。毛泽东是否认可小将的引用,我不得而知,而当国内个别擅长用文字完成慷慨造型的新青年,与人辩驳时动辄引用鲁迅的格言,却让我不得不为鲁迅先生的亡灵担一份愁心。鲁迅先生比谁都明白,在卑鄙家族中,从来不缺少大义凛然的造型。我个人认为,在与别人论战时,不强拽任何第三者观点入围,是一项基本的文字礼貌工作,何况它还符合“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侠义道规矩。附带说一句,由于我对任何人都谈不上有如此深仇大恨,所以我在与他人论辩时,一次也没敢引用鲁迅或与鲁迅级别相当者的观点。事实上考虑到鲁迅的观点本身已经内嵌了太多言外之意和扛鼎之力,即使在与论辩无关的场合,有尊严的作者也应尽可能地少加援引,以免发生始料未及的沾光现象。面对“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我们最应仿效的似乎还是他们本身提供的态度。李白是怎么说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在与他人辩论时,任何形式的凿壁偷光,实在算不得好学之举。

以上所说乃是对他人的引用,还有一种针对自身的引用,也稍可一说。引用自己的东西,虽然不存在“考虑被引用者的态度”一节,但条件似乎并不能相应放宽,引用者尤当慎之又慎。这是因为,任何作者,记得最牢的都是自家文字,但记得最牢不等于它们最值得被引用,正因为敝帚自珍乃人之常情,引用者便需额外多存一份顾虑,力戒稍不留神就向读者奉献出一捆捆敝帚。何况,一个人老是引用自己的文章(有时表现为频频要求读者参见某篇“拙作”、某部“拙著”),从有利于他的一面来说,他可能想告诉读者,自己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从不利于他的一面来看,则除了暴露出作者具有沾沾自喜、小富即安的不良品质之外,还可能未必公允地显示,他平时很少读别人的书。话说回来,如果有些作者确实从心底里认为只有自己的作品才最值得引用或“参见”,只要他能用文字证明这一点,我个人也可网开一面,不予深究。

上文提到的周作人先生,作为一位不可多得的“文抄公”,除了在文章里给我们留下大量充满“原引性”的精彩引用之外,还是一位特别喜欢自我引用的人。周作人的自我引用,另具一种漫不经心的特点,通常并不以强调早年某个“拙见”的高明为目的,而更在乎叙述文章的缘起、交代思想的历程。故引用虽常不惮篇幅,有时可达数千字之巨,却奇怪地不露自恋之象。对此,我无话可说,只能以特例视之。虽然,我又记得,叔本华对此倒是有过不同意见的,他曾断然表示:“对于重抄自己写过的东西,或是把说得已经够明白的东西,重复辛苦地又用别的字眼儿来表达一番,那是我极为厌恶的。”

引用是一种位移,将原本位于甲处的句子转置于乙处,便构成了一次引用。由于被引用的句子无法就自己的改换门庭发表意见,它会遭到引用者如何处置,便有了种种不确定的沧桑感和命运感。被引用的东西,有时就像奴隶市场上等待主人挑选的奴隶,吉凶未卜,前途难测。它在引用者手中是否会发生水土不服,橘淮为枳的现象,不仅取决于引用者有一双纤手还是辣手,还取决于引用者的智力和心胸。绝妙的引用,甚至会使被引用者产生重做新人之感,而卑劣的引用,则同样会使被引用的东西堕入魔道,不惟徒呼奈何,抑且痛不欲生。比如,本人一节评论姚文元文风的文字,就曾被北大某科学网站的人堂皇挪用,以便暗示某个为我敬重的刚正学者,具有姚文元的特征。看到自己的文字因为引用而无端沦为一种作孽,任谁也会心绪难平。我发现,使引用免遭指责的惟一途径便是,作者必须尊重被引用者。由于引用势必牵涉到他人,所以作者不能单凭一声“文责自负”的豪言来独揽文责,他还必须替被引用者提供担保。所谓引用的尊严,即此而定。

20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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